对外而言，全世界有三个浙江；对内而言，浙江又可以分成五个浙江。

所谓“三个浙江”，指的是本土浙江、中国浙江和海外浙江。它们都表现出了非常澎湃的经济动力，并且形成了复杂而深广的人际网络、销售网络，这种网络就像人体的细胞或毛细血管一样，遍布于市场的末梢。这个依靠血缘、宗族、同乡等传统关系凝结而成的网络，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也把囿于一省的浙江经济变成了遍布世界的浙江人经济。

在中国甚至海外，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浙江人，只要有浙江人的地方，就会形成类似军队的完整建制：有实力的大老板是投资者，在当地建立一个浙江商城或温州商城；实力较弱的老板是摊主或堂主；没有本钱的就是伙计，看铺子、守摊位。总之，每个人都各得其所。

这种完整的商业体系，还能给年轻一代的浙江人以希望。他们满怀信心地从底层做起，守望相助，坚信他们当中一定会产生未来中国的风云人物。这种文化传承，也是浙商能够风行天下的一大重要原因。

“五个浙江”，指的是浙江内部可以分为五大板块，其间差别之大甚至超出了普通的地缘之别。

第一个板块是杭嘉湖平原——杭州、嘉兴、湖州。

杭嘉湖是农耕文明时代的典型浙江，是富饶江南的真正代表。外地人对于浙江的传统印象，仔细地打开来看，大多都是杭嘉湖。“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说的就是这块土地。绫罗绸缎、诗词歌赋，各种美好的词都能用在这里，它是文人心目中的人间天堂。

所谓的人间天堂，其实是先有人间，后有天堂。天堂也是人造出来的。

浙江的气候、降水、土壤、地形在今天看来非常优越，但在古时并非如此。就气候而言，这里**雨连绵、潮湿濡热，远不如北方温带地区的温暖凉爽更有利于古人类生存，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这里“地下卑湿，丈夫早夭”。在没有发明铁器前，黏滞板结的土壤很难耕作，而北方黄土高原的疏松肥沃的黄土，特别适合我们使用石器和木器的先民。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早期的文明周、秦、汉、唐在黄土地带崛起的重要原因。

除了土地，水也是阻碍人们生存的一大问题。太湖流域是典型的水乡泽国，杭嘉湖平原又是太湖流域最低洼、排水最困难者，其水网密度堪称全国之冠。其中以湖州最为典型，它曾因城内外水域辽阔，被称为“水晶宫”。然而，大面积的水域并不像诗画中描述的那么浪漫，往往在丰水期酿成灾难，给生活带来极大不便。

可以说，杭嘉湖平原的发展，与治水技术的进步密切相关；拦水筑坝和造船建桥的技术成熟之日，才是杭嘉湖真正发展之时。就连名满天下的西湖本身，其实也是因为历朝历代不断进行营建与保护，才得以存续到今天的。

说起杭州，不得不说的还有五代割据时期的吴越钱氏，它在战乱烽火中是一个“陌上花开缓缓归”的特殊存在。钱氏治下的吴越国，不仅将杭州真正推向了江南一线城市的地位，更避免了南唐式的悲剧。钱氏纳土归宋，以一个地方政权的悲剧命运作为句点，却为杭州的兴盛写下了开篇。

杭州之美毋庸置疑，然而温柔乡是英雄冢，美好总是容易让人斗志消沉，杭州在历史上常作为短命王朝的偏安之地。说好听点是中土王朝的避难所，但最后却往往是王朝的销魂处，以至于最后成了埋骨地。“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杭州文化中似乎总有一种消解英雄气概的特质。

在改革开放以后二十多年间，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新兴力量开始崛起，旧日的大户也成了保守的象征。杭嘉湖一直没什么起色，甚至有些衰败，就像上海也曾被广东人打得抬不起头一样，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2000年前后。

从1980年到2000年的二十年时间，杭嘉湖持续走衰，唯一的亮点就是1983年左右在嘉兴海盐出了个步鑫生，很是火了一阵。但现在回头来看，无非是把大锅饭打掉，管理严格一点罢了，并没有冲破体制上的桎梏，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到21世纪初，杭州才开始真正地勃兴。但此时的杭州更像一个舞台，供所有浙江人粉墨登场。很多浙江籍的老板发家后，都会选择搬到杭州，成为新杭州人。一批批涌入杭州的新杭州人，给杭州带来了深刻的变化。

杭嘉湖平原虽然曾经衰败，但却一直很看不起旁边的温台。

第二个板块便是温台——温州、台州。

温台是一块很难说清的地域。从千百年风云际会中走出来的温台，很多时候像是一个矛盾体：贫瘠与富有、出走与回归、闯**与保守、书卷与草莽，在它身上并存。

温台常被作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形象缩影。它有着遍及四海的商人和商品，说着“三里不同调，十里不同音”的难懂方言，也曾经有过“闲敲棋子落灯花”的文人荟萃，亦有壮阔磅礴的大好山河，还有着民风彪悍、自力更生、重商轻政、投机取巧的温台人。

温台也曾是人文荟萃之地，有“人物满东瓯”之说。浓厚的学术氛围让当时最重要的儒家学派之一“永嘉学派”也随之诞生壮大。直至如今，永嘉昆曲、青瓷、漆器，隐约还残留着彼时温州的雅致气息。然而，书卷气终归只是点缀。艰山海阻的地形，一方面限制了温台与其他地方的联系，另一方面也让这里得以摆脱官方正统儒家思想中重本抑末、抑制商业的压力，让冒险成为温台人刻在骨子里的精神。

关于我和温台的故事，可以从喝酒讲起。

多年前我曾为台州地区做过策划，也去看了那道雄奇不输边塞的“江南长城”。那时拼酒还十分盛行，台州的领导设宴接待我们，在入席前，我和团队讲：“浙江人嘛，都是江南才子、文弱书生，怎么可能喝得过我们这些老江湖？你们放心大胆地往前冲就行。”

酒过三巡后，我开始感觉不对劲：这些台州人怎么一个比一个能喝！于是我开始指挥，“擒贼先擒王”，集中针对一个看起来最厉害的常务副市长。没想到这个老兄喝下去两斤多，脸都青了，出去一会儿后笑嘻嘻地回来了，面色如常，继续推杯换盏，搞得我们几乎全军覆没。第二天我问台州市领导，喝这么多酒他们怎么能扛得住。他们说，温台人是渔民的后代，渔民在海上就靠喝酒驱寒，无事三杯酒，有事酒三杯，他们喝酒的禀赋是遗传的。

事实的确如此，由于靠近海洋，温台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具有海洋意识的一批人。唐宋年间，中国海岸线还非常热闹，大海里航行着中国和各国往来贸易的航船，中国看似将要迎来一个大航海时代，温台也迎来了大发展。然而接下来的明清两朝，不只是消极地拒绝海洋，更是残酷地打压，“明（太）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更有倭寇时常侵扰海岸，使得原本生机勃勃的海洋经济迅速凋敝。

自古以来，倭寇一直被认为是日本海盗对中国沿海的侵略，然而，在数百年正统史观的笼罩之下，诸多事实总会隐约露出微光，所谓倭寇实际上大多是一群被误读的中国海商。他们被重重掩埋的身份和命运背后，则是中国曾经强劲的民间海洋力量与农耕王朝的对峙抗争和衰败。所谓的东南抗倭，更像是禁海政策下的一种谎言。

倭寇大首领王直，其个人故事如同史诗般波澜起伏。浙江总督胡宗宪把王直的父母妻儿押为人质，写信诱降，并谎称同意其开海通商的请求。王直请降后，胡宗宪却翻脸将其杀害。临刑前，王直仰天长叹：“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这话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倭寇首领说出来的。而王直口中倒霉的“两浙百姓”，其实主要指的就是充满着自由与勇敢精神的温台了。

长期以来，在官方视野里，温台就是不规矩的代名词，被打压了很多年。直到1992年邓小平第二次南巡以后，温台才真正地走到了时代的前台。

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去江浙一带采访，温台的景象深深震撼了我。当时电力紧张，那里家家户户门口都摆一个小发电机。街上那些面容姣好、操着吴侬软语的妇女们，像男人一样蹬着人力车，车上载着四五百斤的货物。在将近四十度的高温下，所有人挥汗如雨，但没人发出怨言，都在默默奋斗，每个人脸上都是喜悦与希望，每天生活都在发生变化。

在采访时，当地人送给我一个精美的打火机，给我讲道：“打火机市场本来被日本霸占，温州只有代加工的工厂，然而代工多了以后，我们就开始自己做，用勤劳、智慧和低成本把日本人打得七零八落，无奈退出，从此温州基本垄断了一次性打火机市场。”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甚至美国的军装、警徽、国旗等都被温州人包揽，只要市场有订单，这里就能提供足够的生产力。

采访结束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华东归来话广东》，并在文中感慨道：

什么叫温州模式，什么叫市场经济？就是猫有猫道、鼠有鼠道。不是无道，各行其道。道者，市场规律也。

这种“各行其道”的规律，让温台人即使在最压抑的年代，也没有完全熄灭冒险的火苗。他们在一穷二白的草莽之气驱使下，瞅准商机，离开家乡寻找财富，甚至远赴海外。

温台的偷渡史可以追溯到百余年前。最初那帮偷渡客们，在语言不通、一穷二白的情况下，靠着兜售青田石站稳脚跟，到后来开餐馆、洗衣店，逐渐融入当地，但毕竟还是生活在底层。

前些日子，我在法国参加了一场影响很大的华人高尔夫赛，惊奇地发现参加者大部分都是温州人。大巴黎地区总共有三四十万华人，其中浙江人占了主流，而且一大部分又都是温台人，包括青田人（青田隶属于丽水，但靠近温州）。再一深究，这批老板们大多是1999年左右挤在黑暗的集装箱里，漂洋过海偷渡过去的温台人。

当时偷渡到美国需要花三十万元人民币，到欧洲只要三万，所以很多偷渡客都选择往欧洲跑。那时的偷渡条件很恶劣，甚至出现过一车人窒息而死的惨剧，但就算这样，偷渡者依旧络绎不绝。

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他们摇身一变，成为中国制造的代理商和接应点，深入到“敌人”腹地，并早已铺好了关系网，这批抓住机遇的浙江人也成为了当地的华侨领袖。旧日洗碗刷盘子的手，经过多年拼搏，今天也开始打起高尔夫了。

2010年左右，我再访温州时，温州正是众矢之的：大批温州人组成炒房团，挥洒着支票，昂首挺胸地挺进杭州，挺进上海，一度引发争议。

温台商业的活跃，带动了民间金融发达，各种地下钱庄、担保公司层出不穷。但是，这种发展模式的无序和不稳定，在2008年那场金融危机里暴露无遗。相关统计显示，在2010年前后，整个温州接近90%的家庭或个人参与民间借贷，60%左右的企业也深陷其中。随着债务崩盘，资金链相继断裂，老板们纷纷跑路。这种冒进与投机，深刻地反映了温州冒险精神的另一面。

印象中的温台人，大多体态瘦小，操着混杂而奇怪的方言，很少大嗓门说话。但是，改革四十多年间，关于他们纵横四海、放手搏命的“大胆者”的故事可谓车载斗量。“胆大包天”的王均瑶、正泰的南存辉，这些我都认识；还有“汽车疯子”李书福。吉利迄今的成功人所共知，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当年中国还不允许私营资本涉足汽车领域，李书福根本拿不到生产牌照。“请给我一次失败的机会！”这位台州佬一番惊世骇俗的表白，令前来视察的中央高官都为之动容。不怕失败的背面，蕴藏着的恰恰是成功的机会。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红蜻蜓”的老板钱金波。我曾与“红蜻蜓”合作过两三年。虽然钱老板是小木匠出身，成长于社会大学，最后甩掉木匠担开始做皮鞋，但我和他在一起时，能明显感觉到他身上的儒雅之气。他对于很多文化概念如数家珍，给我讲起“永嘉学派”，神采飞扬。我一度非常诧异：一个木匠出身，后来又去跑市场做皮鞋的老板，怎么对“永嘉学派”有如此深的造诣呢？

因为对文化的热爱，钱金波和浙江文化界的名人余秋雨成了朋友。我和余秋雨认识也是经由他介绍。有一次他特邀我去浙江做一次讲演，同台嘉宾就是余秋雨。我见余秋雨时，他正好出了本新书《借我一生》，我当时问他：“现在电脑这么发达了，你用电脑写（书）还是手写？”他说不，要用钢笔写，这样才有韵律美，这也是一个享受的过程。那天我们聊了很长时间。他吴侬软语的腔调到现在我都很难忘，但言谈中也能感受到他深厚的功底和修为，为人做事讲究章法，强调优雅和美感，属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浙江人——宁绍人。

第三大块是宁绍平原——宁波、绍兴。

宁绍平原正好介于杭嘉湖和温台两者之间，既不像杭嘉湖是鱼米之乡，也不像温台曾经海盗横行、生性强悍，它是这两者的结合。

绍兴自古以来就是文人荟萃。当温台输出海盗或者远走南洋的时候，绍兴就输出师爷。绍兴的儒雅之气十分浓厚，铤而走险、作奸犯科的事情不想干，生存压力又大，只能好好读书，学得文武艺，售予帝王家。所以，全中国最大的师爷出产地就是绍兴。

明朝绍兴的进士数量有五百六十人，到了清朝达到七百四十名。榜样的力量让绍兴人变得特别爱学习，但是地方的录取名额毕竟有限，这么多读书人都来求功名，哪有那么多的功名？所以，落榜的考生不是说学问差，只是绍兴竞争实在太激烈。所以，很多读书人，为了求生机，只能去做需要很高文化的师爷，类似于现在的职业经理人。

这个非常有意思。周恩来的家族就是有师爷传承的。年少时周恩来跟着家人一路天南地北，从淮安转战东北，就是一条师爷之路。周恩来日后成了全中国最大的“师爷”，想来和家学渊源也有一定关系。

宁波和绍兴相比，文化气息相对淡一点。如果说绍兴是一瓶含蓄内敛的女儿红，宁波就是更烈一点的黄酒，它的城市口号就是“书藏古今，港通天下”。宁波也出了王阳明、余秋雨这样的读书种子；但毕竟宁波靠海，骨子里面有一种海洋精神，更喜欢的还是经商。

近代以来，宁波人主要的活动地点是上海。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上海迅速崛起，成为汇聚风云之地。既有温台人的开拓精神又有绍兴人的儒雅的宁波人，成了上海滩的风云群体。

当时的上海出现了“买办”这个行业，精明强干的宁波人可谓精于此道。19世纪80年代，上海的“宁波帮”买办已超过“广东帮”而独占鳌头。在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宁波人支撑起了上海的繁荣和发展——中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第一家榨油厂、第一家火柴厂、第一家机器制造厂、第一家银行，都是在沪甬商（甬，宁波的别称）创立的；直到今天为止，上海那些成功的商人追根溯源，十有八九都和宁波脱不开关系。再加上近代随着“宁波帮”的兴起，蒋委员长带着一大批浙江人走上了中国近代史的舞台，宁波人在历史上留下了举足轻重的印记。

第四个值得关注的板块就是金华。

金华地区有永康的小家电、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东阳的劳务输出、东阳的横店影视城等，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东阳、义乌，这两个地方制造业都比较薄弱，但在做市场方面在全中国都首屈一指。

这个板块的地理特点也很鲜明：既不靠海，又不临近通州大邑，交通非常闭塞。我当年第一次去东阳、义乌的时候，从杭州开车去，山路弯弯，一百二三十公里的路程居然要四个多小时。

东阳可以说是“包工头之乡”。我曾经和“广厦”的老板楼忠福合作过，他之前就是全国最大的包工头。在合作过程中免不了喝酒，我发现楼忠福和他手下这帮家伙根本不像普遍印象中的浙江人，饭桌上没几句话就开始斗酒，而且还是“三中全会”：黄酒、红酒、白酒凑到一起，半斤半斤地喝。我当时就奇怪他们怎么这么粗犷，后来才知道这些人都是闯遍全国的包工头，酒场上厮杀惯了的。

我和楼忠福合作时，他曾经眉飞色舞地讲起年轻时的故事。当年的他一穷二白，老丈人十分看不上他，他和老婆幽会时，被老丈人发现后拿着刀满街追。谁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等他发家之后，老丈人安顿在公司里养起来了，他却开始风流潇洒……

东阳土归土，毕竟地处浙江，出包工头的同时也出文化人、大匠人。明代宋濂《送东阳马生序》讲的就是东阳，新闻界的老前辈邵飘萍的老家也在这里，而且东阳的泥瓦匠、木雕等都非常厉害。繁荣的匠人文化，也为无中生有的横店影城提供了基础。

说起东阳，横店影视城不得不提。我和横店集团董事长徐文荣也打过交道。横店影视城的肇始离不开名满天下的浙江籍导演谢晋。

1996年谢晋在拍摄《鸦片战争》时四处寻景，横店集团董事长徐文荣主动相邀。后来的事情大家耳熟能详，徐文荣组织工程队在荒岭上削山辟地，复制古建，用了四个月时间，一个占地三百多亩，建筑面积六万多平方米的“1840年代南粤街景”拔地而起。可以说，徐文荣帮了谢晋，谢晋也成全了横店影视城。

今天方圆一百多平方公里的横店镇内，景致上却跨越了数千年：上自春秋战国，下至近代上海滩。时至今日，这个常住人口十七万有余的小镇，每年接待游客数高达两千多万。除了游客，涌入小镇的大军之中，还有数以万计的“横漂”。在资源匮乏的金华，无中生有地打造出中国最大的文化产业基地，徐文荣也算创造市场的传奇典范。

当然，在横店的发展中，还有很多“不足为外人道也”的秘诀。就像“万向集团”创始人鲁冠球、“天下第一庄”庄主禹作敏这批乡村强人一样，徐文荣最初走的也是超常规发展道路——绕开制度的壁垒，游走于政策的灰色地带，既非公有制，也非私有制，而是搞出一个所谓的“社团法人制”，力图实现政治正确下的经济效益最大化。

东阳走出去的包工头很了不起，无中生有的文化产业也值得称道，但更厉害的是义乌人请进来的能力。

在改革开放前，匮乏的自然环境让义乌人不得不另寻出路，他们通过传统的贸易模式——“鸡毛换糖”——来维持生计。小商小贩们走南闯北、走街串巷，以红糖、草纸等低廉物品，换取居民家中的鸡毛等废品以获取微利。

“鸡毛换糖”的小贩们，赶上了改革开放大时代后，一部分行走天下，另一部分就开始在本地做创造市场的生意，这就诞生了义乌小商品市场。

关于义乌小商品市场，我曾经问过宁波人：“你们宁波的制造业那么发达，更有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为什么你们没把市场做出来？”他们很诚实地说道：“刚开始我们也想自己做，后来发现做不过他们。原因也不太清楚。”

我想，可能是义乌人“自古华山一条道”，做制造业各方面根本没有优势，所以只能做市场，再加上遇到几个眼光长远的官员，能够制造政策洼地，做到长远规划，持之以恒，最后产生了巨大的虹吸效益。义乌周边的一些制造业重镇，像温州、台州、宁波、绍兴等，都放弃了自己做市场的野心，一门心思做好制造业，然后把市场放在义乌，借助这里走遍全世界。当整个浙江举全省之力借助义乌这个平台来释放自己的产品的时候，它不想成为世界级的小商品市场都不可能。

第五个板块相对边陲一点——丽水、衢州。

丽水是浙江最大的市，经济上不甚出彩，但风景很神秀，是武侠片的热门拍摄地。丽水不但有青山绿水，更有举世闻名的三宝：龙泉青瓷、龙泉宝剑和青田石雕。浙江作为文化大省，丽水这些传统工艺是功不可没、缺之不可的。

如果说丽水算是长三角的西藏，那么衢州真的是打破了人们心中对于浙江的传统印象。衢州靠近浙、皖、赣、闽四省交界之处，也是当年土匪啸聚山林的地方，这里不仅风景奇崛，也出怪人，比如说江山的戴笠等。浙江人的口味都以清淡为主，如果说真有什么癖好的话，那也就是放些糖，而衢州人却是无辣不欢。同样是吃豆腐脑，杭州人加葱花、榨菜，衢州人则是一大清早地就往里面加辣椒。所以，很多衢州人到外地总要费一番口舌解释自己的来历。

改革开放后，丽水、衢州发展较慢，成了浙江经济的相对洼地，但这里一样出人才，“义乌小商品市场之父”谢高华是衢州人，“宋城集团”创始人黄巧灵则是丽水人。

我和黄巧灵也很熟。作为文艺青年、红学爱好者的黄巧灵，在部队里也是文艺能手，转业后到了当地的文化馆。在改革春潮的召唤下，在文化人浪漫情怀的驱使下，黄巧灵跑到了当时的热土海南岛，想闯出一片天地。到了“天涯海角”，黄巧灵激动得跳起来，挥手将包扔向大海，大声呼喊。兴奋过后没有住处，他索性直接和衣睡在沙滩上。第二天醒来，看到一轮红日从海中升起，红学爱好者、文艺青年黄巧灵感觉生命中的某种东西得到了升华，他像诗人一样拥抱大海，豪情满怀。但是拥抱毕竟不能当饭吃，拥抱了五六天之后，和成千上万下海的文人一样，黄巧灵面临着生存的问题。

日后功成名就的黄巧灵，曾经感慨万千地和我讲道：“创业一开始，是包下‘天涯海角’做海滨浴场。条件非常艰苦，没有住的地方就搭帐篷；没有水就挖井，挖了三十多口井，水才终于出来。好不容易海滨浴场开起来了，一个月里连续遇到两次大台风。海滨浴场所有的东西，都被台风吹走了。总之是磨难重重。”

对于那段历史，现在唯一留下的记载是台风过后黄巧灵和几个伙伴在海滨浴场拍下的一张照片。照片已经泛黄褪色，他当时在背面写下的文字颇为苍凉：“辛苦建成的竹楼度假村，被一夜台风夷为平地。工作人员走了，只剩下了我、一个民工、一对情侣和一条忠实的狼狗。”

黄巧灵在海南混了三两个年头，经过了各种磨难。但正是这些磨难，让他从一个文艺青年，初步蜕变成了商人。

到了1995年，怀揣着一个梦想、一个故事的黄巧灵，开始了他的故乡游说之旅。事后他和我说，当时自称身家多少，其实百把万都不到，一大半还是向兄弟们借的。靠着闯**海南锻炼出来的阅历，他成功地在郊区拿到二十来亩地，开始把梦想落地，打造“宋城”。现在的黄巧灵已经成了上市公司主席，他创制的“千古情系列”在全国复制。

今天黄巧灵虽然还在兜售文化，但他已经成了商人。曾经的文化人黄巧灵到哪儿去了？或许已经留在海南“天涯海角”的沙滩上了。

杭嘉湖、温台、宁绍、义乌、丽水衢州，浙江省的这么五大块，再加一块和宁波隔海相望的舟山，你方唱罢我登场，一起组成了这片市场经济的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