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以来,安徽人可谓身居庙堂,算策天下,唯独安徽日渐落魄,以致岌岌。
安徽的落魄和工业时代有关。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的工业化的主旋律中,安徽充其量不过是个配角。
我对区域发展有个广为流传的“三口理论”:不管是城市还是区域,都遵循“河口——江口——海口”的进化和转移规律。
江口时代是农耕文明的绝唱,武汉、南昌、南京能成一时之盛,都是占有江口之利。在这个时期,安徽以徽商的身份征服了长江下游的江口文明,长江沿岸的安庆、芜湖等城市也得到发展;但是,安徽终究没能像湖北那样形成省域性的江口核心城市,棋差一招。
改革开放以来,时代切换到以海口为中心的江海区域,大工业文明拉开了序幕。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海口区域强势崛起,不靠海的安徽又一次错过机会。
安徽的未来,关键还要看合肥。
如果说过去的合肥是“合而肥之”,被动式地汇聚全省资源做大做强,那么今天乃至未来的合肥,将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
应该说,在财力有限的条件下,集全省之力建设一座大城市是明智之举。这种做法也不是安徽首创的。
安徽最早的铁路城市其实是蚌埠,上起天津,穿德州、济南、枣庄、徐州、蚌埠、南京而直至上海的“津浦铁路”,迅速提升了蚌埠在安徽省内的地位。
蚌埠春风得意,合肥则让人心酸。在国家规划“四纵四横”的普铁时代,合肥作为省会却被完美避开。京九线在经过安徽境内阜阳后却突然往西拐了一个弯,拐到了湖北,不再南下合肥。合肥人前往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时候,还要从蚌埠转车。
不只合肥受到重创,安庆等安徽主要城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陷入没有铁路主干线的尴尬境地,这也造成了安徽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经济的发展十分迟缓,只能选择强行做大合肥。
为了发展合肥,安徽把全省的大多数科研机构、大型企业迁往合肥,仅有记录的就二十六家。在“合而肥之”战略下,合肥也交出了一张漂亮的答卷,从GDP增速来看,十年增长340%,年均增速达15.9%。要说这十年谁是全中国发展最快的省会城市,合肥当仁不让。
十多年前,时任合肥市委书记曾请我去做战略顾问,长谈两三个小时,其核心战略就是把中国第五大淡水湖——巢湖——变成合肥的内湖,并在此基础上思考整合扩融以后的发展方向。现在来看,这几年来合肥的变化可以说是天翻地覆,不算辜负省内各兄弟市县的倾力支持。
在新一轮高铁时代,错过江口、海口时代的安徽,真正有了崛起之基。中国经济版图将实现大洗牌,大合肥都市圈很有可能抓住机会,扶摇直上。
未来以合肥为中心的米字形高铁规划,让合肥的枢纽地位进一步凸显,不仅提升了合肥与外部的通达性,这也让其在省内的几何中心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人流、物流、信息流、科技流、金融流纷纷开始往合肥聚集。
除了高铁外,合肥第二个值得关注的就是中科大现象。
1969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科大)从北京外迁,落户的首选地并非安徽。中科大分别向湖北、河南、江西抛出橄榄枝,没想到这三个省均婉拒了。这时安徽省却明确表示“安徽人民即使不吃不喝,也要把中国的科学苗子保住”,并腾出了原合肥师范学院和银行干校,用以安置中科大。从此,中科大落户并扎根安徽,开始了与合肥的互相成就之旅。
由此观之,中科大苦觅下家和千年之前李白落魄江湖竟有些神似,而且都是安徽接纳了他们。汪伦因李白一诗留名青史,安徽因中科大之落户弯道超车,这也算是好人好报吧。
如今,中科大的重要性也更加凸显。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成功上天,世界首条量子保密通信网络“京沪干线”全线贯通,世界首台光量子计算机诞生……以中科大为代表的量子科技研究,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科大和合肥,甚至有点像斯坦福和硅谷的关系。今天的合肥悄无声息已经成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城市,基础科学研究的个别领域在世界范围内都颇具影响。安徽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了大投入和提前布局。相对于很多以传统产业为主的省份,安徽已经走在了前面。
应该说,任何一座中心城市的崛起,都同时伴随虹吸效应、溢出效应。在此之前合肥的做大做强,其人口和产业的虹吸效应要明显强于溢出效应,但随着合肥的不断成熟,其溢出效应正在不断增加,资金、教育、医疗等资源正在不断向外转移,也带动了整个安徽的产业生态升级。
中科大只是一个引子。工业化前期失宠的安徽,已经迎来了后工业化的历史机遇。总体来讲,安徽的产业发展可以概括为:以“智慧安徽”为统领,驱动产业升级。如策略得当,合肥都市圈将会成为中部甚至是大长三角的一股关键力量。
所谓的“智慧安徽”,就是安徽发展人工智能。作为人工智能的三大底层应用,以科大讯飞为龙头的语音识别,使得安徽已经走在国内的前列。以语音识别为基础,向前完善芯片、云计算基础,逐步建立安徽人工智能产业系统性技术优势,是提前布局的关键。当然,人工智能更重要的是产业化。安徽的人工智能产业化赛道,与国内众多省区市基本在同一起跑线,甚至某些方面还处于领先位置,这是后发优势和弯道超车的最好时机。
在人工智能主导下,安徽的产业发展有三大突破方向:智能仪器、智能装备、智能终端。
安徽智能仪器有两个方向值得投入,第一是医疗医药智慧仪器,第二是智能制造的精密仪器。这两个方向都是人工智能应用的大方向,也是安徽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驱动,更是国内产业化的共同短板,安徽如能有所突破,前景不可估量。
关于智能装备,安徽的主要方向可能还是在小机器人上。这也是和人工智能紧密相关的行业。在机器人方面,安徽可以与国内众多的工业大机器人走差异化路线,在应用更为广泛的小机器人、生活型机器人方面大做文章。同时,以小机器人为核心配件,进行其他智能装备的广泛延伸,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智能终端主要是三个方向,第一是智慧家电,第二是智慧汽车,第三是新型计算机。安徽的家电产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和规模,物联网化的智慧家电是聚焦重点。拥有奇瑞、江淮汽车两大基地的安徽,在智慧汽车、自动驾驶方面,同样具有广泛的想象空间。同时,安徽的特种计算机,是军民融合的很好落脚点。在芯片、面板等关键配件上已经小有成效的安徽,将会对智能终端产业提供极好的支撑。
从地缘角度看,长三角扩容是安徽面临的第三重机遇。
在新的长三角一体化规划中,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三省一市全部纳入长三角范围内,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现在安徽的全境覆盖首先要归功于高铁,三个小时之内就能从上海到安徽最北边,其次也和安徽近些年在新兴产业领域高歌猛进有关。
安徽以前属于中部省份,但一直是向东谋发展。对于长三角的诸多城市——尤其是上海——来说,安徽是人口输出大省。无论文化还是心理,安徽与长三角都没有距离。如今,各项指标增长处于中东部前列的安徽,省际地位正在呈现不断崛起的态势,甚至未来将会成为承东启西、南北呼应的重要枢纽。
然而,仅仅是经济发展、交通改善,安徽就能走出“无所谓中国”吗?恐怕还不够。安徽最大的问题,还是出在认同感上。认同感是维系一定地域内的群体凝聚力、向心力的纽带,是归属感得以形成的保证,也是存在感得以凸显的基础。
前几天我在广州遇到一个安徽老板,他曾经在广东徽商组织中担任要职,他讲道:“王老师,安徽商人在广东非常厉害,有上千老板,上千亿资产。安徽商人有几个特点,第一从事高科技行业的特别多;第二上市公司特别多;第三美食家特别多,安徽人在广州开了很多顶级的餐厅,有机会请王老师去品鉴。”我当时就反问他,既然徽商势力强,为什么声势不大呢?他也解释不清楚。我提起安徽的某些市县时,他很不以为然:“他们和我们不是一类人。”
同属一省,“他们”与“我们”之间泾渭分明,这就是问题所在。走遍安徽,我明显地感到安徽有的是人才,但他们普遍只对自己的圈子有归属感,顶多扩展到周边地市,对于整个安徽省并无很深的认同感。
安徽人于他乡道左相逢,往往表面寒暄几句便作罢,很少借同乡之谊进一步深化合作乃至衍生合作。这导致安徽人留在历史中的形象往往是个体或者特定群体,不能代言整个安徽。换句话,安徽缺少某种与地域相关的荣誉感、使命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对于安徽来说,进了一家门,也不是一家人。
诚然,安徽的寂寞有历史原因,也有自然原因,但问题的根源还在安徽人自己身上。心病还须心药医,这不是仅仅发展某个产业、建几条高铁就能迎刃而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