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完皖南，再讲讲皖北。

1997年我去了阜阳，十分惊讶：和水墨江南的徽州比，阜阳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阜阳人口超一千万，是安徽人口第一大市，也是安徽外出务工人口第一大市。阜阳人从口音到饮食都深受河南的影响，个性比之河南感觉更精悍，但总的来说是彻底的北方人。

我在写河南的文中曾经讲到中国地域歧视的重灾区：河南骗子、安徽乞丐、苏北苦力、山东强盗，这四块地区是彼此相连的。这片区域统称“黄淮海地区”，也就是俗称的“黄泛区”。在从周朝有明确纪年以来的近三千年里，黄河下游的河道经历了从北到南，又从南再到北的大循环摆动，其中决口、改道不计其数。

如同中国的黄河，非洲的尼罗河也会定期泛滥，但尼罗河水带来的是肥沃的土地，并在此之上孕育出了古埃及文明。埃及人在大水过后重新测量被淹没的自家土地，并且计算下一次泛滥的周期，从而衍生出了数学、几何学、天文学等一系列学科，这些学科也被称作“尼罗河的赠礼”。

黄河与尼罗河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含沙量，黄河洪水流经之处，土地被泥沙覆盖，良田成为盐碱地，让本来就不富裕的“黄泛区”陷入了极度贫穷和社会动**，“尼罗河的赠礼”在这里变成了“黄河的诅咒”。

但就是这块历经诅咒、饱受歧视的“黄泛区”，却是中华文明的渊薮之一。

当年做安徽省文化产业战略时，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道家为何会起源于“黄泛区”。安徽亳州就属于“黄泛区”。遗憾的是，由于行程问题，我没能好好在亳州探访一番。直到日后又赴亳州，才补上这一课。今天的亳州，已经很难看到过去“黄泛区”极不稳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但这种不稳定环境和对命运的看淡，或许正是老庄思想的源头。

要知道，先秦诸子百家关心的几乎全都是人伦社会学的问题，极少有人关注自然，自然观、宇宙观、时空观几乎完全不在我们的话语体系中。古希腊第一哲人泰勒斯留给后人的是“仰望星空”，中国第一圣贤孔子留给后人的是“仁义道德”，中西方文明从开端就走上了两条不同的路。先秦诸子百家中唯一的例外就是老庄。老庄哲学的大背景，就是变化与无常，对世事和生命的看淡。

在“黄泛区”这片土地上，诞生了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逍遥游》，诞生了以嵇康、刘伶为代表的魏晋玄学流派。这些迥异于传统人文思想的哲学，是否都是在“黄泛区”这种人生无常、繁华速朽的环境下产生的终极观照？这算是我个人的一点思考，在此提出，以就教于方家。

除了道家祖庭，“黄泛区”还是孕育帝王的龙兴之地。

在中国的开国帝王中，论得国之正、成事之难，当属刘邦、朱元璋，完全是地痞流氓出身，一个铜板赌天下。他们都出生于民风彪悍、豪爽的，即使铤而走险也能群起响应的黄淮区域。

其中朱元璋的故事最为典型。六百多年前，这位姓朱的老人在东海边画了一个圈，把淮海、江淮、江南三大板块一股脑儿塞在一起。这种生拉硬凑式的地域划分方式，直到今天，依旧影响着安徽、江苏两省的内部认同感，并且把南京推到了一个相当微妙的位置。

南京的地缘位置导致其远离江苏几何中心，周围近半是安徽城市。江苏人习惯揶揄南京不是江苏人的省会，而是安徽的省会，甚至直接称其为“徽京”。

这种说法有几分道理，南京的确曾是安徽、江苏两省共同前身江南省的省会，两省分家后，安徽的行政班子硬是在南京多逗留了近百年，才恋恋不舍地搬到安庆。

时至今日，很多安徽人依然有浓厚的南京情结。今天的南京城里也到处都能看到安徽人的身影。印象特别深，当年我去滁州时，发现那里半个小时就能直达南京；做芜湖项目的时候，每次坐飞机必然是到南京禄口机场，比到合肥近多了；宣城虽然离南京稍远一点，但也是和南京眉来眼去；更不要提马鞍山，到南京的城铁都快通车了。

近日，蚌埠也投怀送抱，希望加入南京都市圈。南京当然表示欢迎，希望与蚌埠密切合作，加强沟通。这么一来，从GDP总量来看，安徽排名靠前的城市一多半投靠了南京，这也是个让合肥头疼的问题。

但是，即使今天的江苏先富一步，安徽人拍起胸膛来，还是比江苏响。毕竟当年南京的底子都是安徽人打下来的，朱皇帝就是安徽凤阳人，“淮西二十四将”也多是凤阳人，明朝拿下江山以后才奠定了近现代南京的基础。

南京王朝虽多，但王气暗淡，秦淮河边的皇帝们，执政多是笑话，风流都成佳话，虽能偏安一隅，最终逃不了被统一的宿命，只有朱皇帝才是真命天子，是南京唯一的大一统政权。

大明留给南京的，不止政治经济上的地位，还有市井生活。出身微末的朱元璋成了皇帝后，很多当年的农民最喜欢吃的菜，摇身一变成了南京一绝，鸭血粉丝汤、盐水鸭都成了南京城的代表饮食，至于珍珠白玉翡翠汤最后也成了名门菜谱。

安徽对江苏的影响，除了食物，还有语言。南京话和天津话都与江淮官话（安徽方言之一）非常相似，南京是天子脚下，天津是天子津渡，这也是大明留下的遗产。

安徽与江苏之间，真称得上“剪不断，理还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