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出来很多人不信，安徽也是江南的一部分。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

—— 白居易《忆江南》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江南”是个很特殊的名词，我们在形容某个地方富庶时往往用“江南”来形容，“江南”成了中国人的一种情结。

除了文化属性外，江南还曾经有过政治属性。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异常强大的省份。它不仅是钱粮大省，更是风流俊赏荟萃、冠盖如云，在朝为官者的数量也堪称全国之冠，可以说一个省之力抵得上半个中国。这个省就是江南。

江南省源于明朝。安徽凤阳的朱元璋夺取天下后，在中国的东海边画了一个圈，这就是江南省——明朝时称“南直隶”，清朝顺治二年（1645年）改称“江南省”。明朝的江南既是京畿重镇，也是龙兴之地，还是钱粮大省，可以说是明朝的“关键中国”。南直隶每年上缴赋税占了明朝总赋税的三分之一，每年参加科考的人才也有一半来自南直隶。

然而，地域广袤、物华天宝既是优点，也同样会坏事，随着王权更迭，江南从“关键中国”摇身一变，成了“敏感中国”。对于江山甫定、内忧外患的清廷来说，江南省的存在本身就是重大的政治隐患。

一方面，江南省离京师较远，再加上地域广大，清廷难以进行有效管理。另一方面，富裕的江南省很容易诞生一方诸侯，如果谁拥江南而自立，朝廷根本难以对付。江南省的赋税在清王朝的总赋税占比已经达到了一半之多，江南不稳，则国家不稳。所以，把江南省一分为二自然是当政者的首选。

清康熙六年（1667年），江南省被拆分为“江南右”和“江南左”。一年之后，“江南右”取江宁府、苏州府首字，改称为“江苏”；而“江南左”则取安庆府、徽州府首字，改称为“安徽”。江苏、安徽之名称，由此而来。

康熙这一刀，没有采用划江（或淮）而治的横向切法，而是跨江一刀，纵向把江南劈成了两半，导致江苏和安徽都纵跨了淮北、江淮和长江以南三大地貌区，从而有效地消除了地方割据的隐患。

朝廷固然是安全了，但却苦了安徽。如果说江南省是整块丰美的火腿，一刀割开后，最好的五花肉给了江苏，剩下的才是安徽，肥瘦之间，高下立见。本是同根生的江苏、安徽，从此大道朝天，各走一边。江苏既有沿海之利，又有运河之便，在“关键中国”的路上越走越远，而安徽则委屈地沦为“无所谓中国”。

康熙切得固然粗暴，当年朱元璋捏得也很简单，基于政治因素考虑的分分合合，让安徽内部山头分立，皖北、皖中、皖南就像三个省，其方言、风俗、饮食乃至发展程度都大相径庭。由此观之，今天的安徽，存在感弱很正常，毕竟存在感的前提是认同感。

黄河流域的省份，认同感相对强烈，齐鲁、燕赵、中原、三晋、三秦、甘陇，行政板块就是文化板块，而且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基本定型了，各有疆界，传承至今。

像安徽这样因为政治原因被拆分或者硬捏到一起的省份，则自然没什么认同感可言。先有康熙一刀两断，后有皖北、皖中、皖南三家分皖。堂堂安徽省甚至没有“安徽话”，有人说吴侬软语，有人操北方官话，所以省内不同地域的人最好用普通话交流。“八大菜系”之一的“徽菜”，和皖北人也基本上没什么关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认同感弱点再也正常不过。

如果说黄河流域的省份像一块块坚硬硌牙的石头饼，那么安徽就像一盆大锅饭，你是土豆，我是白菜，他是萝卜，相互不搭界，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在安徽这口大锅里。不过，土豆对锅哪有什么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