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暑中写《白采的诗》一文，刚满一页，便因病搁下。

这时候薰宇来了一封信，说白采死了，死在香港到上海的船中。

他只有一个人；他的遗物暂存在立达学园里。

有文稿，旧体诗词稿，笔记稿，有朋友和女人的通信，还有四包女人的头发！我将薰宇的信念了好几遍，茫然若失了一会；觉得白采虽于生死无所容心，但这样的死在将到吴淞口了的船中，也未免太惨酷了些——这是我们后死者所难堪的。

白采是一个不可捉摸的人。

他的历史，他的性格，现在虽从遗物中略知梗概，但在他生前，是绝少人知道的；他也绝口不向人说，你问他他只支吾而已。

他赋性既这样遗世绝俗，自然是落落寡合了；但我们却能够看出他是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个有真心的人。

“不打不成相识，”我是这样的知道了白采的。

这是为学生李芳诗集的事。

李芳将他的诗集交我删改，并嘱我作序。

那时我在温州，他在上海。

我因事忙，一搁就是半年；而李芳已因不知名的急病死在上海。

我很懊悔我的需缓，赶紧抽了空给他工作。

正在这时，平伯转来白采的信，短短的两行，催我设法将李芳的诗出版；又附了登在《觉悟》上的小说《作诗的儿子》，让我看看——里面颇有讥讽我的话。

我当时觉得不应得这种讥讽，便写了一封近两千字的长信，详述事件首尾，向他辩解。

信去了便等回信；但是杳无消息。

等到我已不希望了，他才来了一张明信片；在我看来，只是几句半冷半热的话而已。

我只能以“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自解，听之而已。

但平伯因转信的关系，却和他常通函札。

平伯来信，屡屡说起他，说是一个有趣的人。

有一回平伯到白马湖看我。

我和他同往宁波的时候，他在火车中将白采的诗稿《羸疾者的爱》给我看。

我在车身不住的动摇中，读了一遍。

觉得大有意思。

我于是承认平伯的话，他是一个有趣的人。

我又和平伯说，他这篇诗似乎是受了尼采的影响。

后来平伯来信，说已将此语函告白采，他颇以为然。

我当时还和平伯说，关于这篇诗，我想写一篇评论；平伯大约也告诉了他。

有一回他突然来信说起此事；他盼望早些见着我的文字，让他知道在我眼中的他的诗究竟是怎样的。

我回信答应他，就要做的。

以后我们常常通信，他常常提及此事。

但现在是三年以后了，我才算将此文完篇；他却已经死了，看不见了！他暑假前最后给我的信还说起他的盼望。

天啊！我怎样对得起这样一个朋友，我怎样挽回我的过错呢？平伯和我都不曾见过白采，大家觉得是一件缺憾。

有一回我到上海，和平伯到西门林荫路新正兴里五号去访他：这是按着他给我们的通信地址去的。

但不幸得很，他已经搬到附近什么地方去了；我们只好嗒然而归。

新正兴里五号是朋友延陵君住过的：有一次谈起白采，他说他姓童，在美术专门学校念书；他的夫人和延陵夫人是朋友，延陵夫妇曾借住他们所赁的一间亭子间。

那是我看延陵时去过的，床和桌椅都是白漆的；是一间虽小而极洁净的房子，几乎使我忘记了是在上海的西门地方。

现在他存着的摄影里，据我看，有好几张是在那间房里照的。

又从他的遗札里，推想他那时还未离婚；他离开新正兴里五号，或是正为离婚的缘故，也未可知。

这却使我们事后追想，多少感着些悲剧味了。

但平伯终于未见着白采，我竟得和他见了一面。

那是在立达学园我预备上火车去上海前的五分钟。

这一天，学园的朋友说白采要搬来了；我从早上等了好久，还没有音信。

正预备上车站，白采从门口进来了。

他说着江西话，似乎很老成了，是饱经世变的样子。

我因上海还有约会，只匆匆一谈，便握手作别。

他后来有信给平伯说我“短小精悍”，却是一句有趣的话。

这是我们最初的一面，但谁知也就是最后的一面呢！去年年底，我在北京时，他要去集美作教；他听说我有南归之意，因不能等我一面，便寄了一张小影给我。

这是他立在露台上远望的背影，他说是聊寄仁盼之意。

我得此小影，反复把玩而不忍释，觉得他真是一个好朋友。

这回来到立达学园，偶然翻阅《白采的小说》，《作诗的儿子》一篇中讥讽我的话，已经删改；而薰宇告我，我最初给他的那封长信，他还留在箱子里。

这使我惭愧从前的猜想，我真是小器的人哪！但是他现在死了，我又能怎样呢？我只相信，如爱墨生的话，他在许多朋友的心里是不死的！上海，江湾，立达学园。

（原载1926年10月5日《一般》第10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