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乞陛下依咸平二年故事，令南省放榜，罢殿试
省试开始的第一天，御史中丞刘筠上奏了一封请罢殿试的札子。
一般而言，如遇丧期，国朝是停罢殿试的。
如咸平二年殿试，真宗便处于守孝期，为了表示仁孝，真宗就取消了殿试，考试排名最终以省试为准。
历史上天圣二年也是如此，朝廷下诏罢殿试，以省试为准。
故此，刘筠的上疏的确具备一定的道理。
但国朝三代以来，谅阴期间停罢殿试，是自真宗开始的，太宗朝可没有这么做。
太宗不仅没有停罢殿试，反而是提前八天改元，开宝九年没结束，便迫不及待的改元，定下太平兴国的年号。
宋史虽然修的不够好，但宋史太宗本纪中的那句话却高度概括了大宋战神的秉性。
若夫太祖之崩，不逾年而改元，涪陵县公之贬死，武功王之自杀，宋后之不成丧，则后世不能无议焉？
简略来说，大宋战神贬死了弟弟，逼侄子自杀，嫂子死后不按后礼治丧，这一桩桩，一件件，无不展露出一件事。
得位不正，心虚啊！
正因为有太宗的‘前车之鉴’，李杰没有停罢殿试一事，虽然稍微有逾礼之嫌，但也不是完全站不住脚。
如果他来的不是仁宗朝，而是英宗朝的话，那么，他多半没法绕开礼制，继续举办殿试。
终宋一朝，最是看重祖宗法度，而祖宗故事形成的关键期，便是真宗、仁宗两朝。
尤其是仁宗朝，作为在位时间最久的宋朝帝王，很多合理、不合理的制度，大多都是仁宗朝正式确立的。
因此，李杰依例，继续将刘筠的奏疏留中不发。
刘筠的奏疏可以置之不理，但王曾的上疏却不能依例处置。
王曾虽然眼下只是青州知州，可他的同僚们，仍然高居朝堂。
相比于刘筠的奏疏，王曾的上言明显更具条理性。
王曾的主要论点是，省试有三长，殿试有三短。
省试第一长，贡举官皆是两制宗匠，考校者也是诸馆阁中有辞学之人。
同时，省试中还有监考、巡察、誊录、湖名等配套的制度。
简而言之，省试的制度更加完善，大大减少了徇私的概率。
相比于省试，殿试的考试制度就简略的多，殿试时天子虽然会亲自御殿，但也只是露个面，不会一直待在考场。
其次，殿试的考评制度也不如省试完善。
省试第二长，考试的时间更加合理，一日试诗赋，一日试论，一日试策，诗赋可以知辞艺，策论可以见才识。
一日一场，分三天考试，足以让举子有充足的时间进行构思。
而殿试呢？
只一日时间，并且兼考辞赋和策论，仓促之下，举子写出来的文章，难免会有失水准。
如此一来，举子之辞艺、才识，恐怕都无法得以展现。
至于，省试的第三长，则是试卷的评判更加严密，考官们足足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考核举子的文章。
直到反复确认，然后再行放榜。
而留给殿试的考覆时间，仅有十天，考评的人数也大大不如省试。
最后，王曾还在奏疏中提到，如果官家担心‘省试放榜则恩归有司’，那么大可不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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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天之下，岂有恩不出于天子？
不论是省试放榜，还是殿试放榜，举子感恩的对象只会是天子。
看到这里，李杰确实有点被逗笑了。
王曾的奏疏，真的很具备迷惑性，他提到的三长和三短，的的确确是事实。
和省试相比，殿试确实存在部分缺点。
但也没有王曾说的那么严重。
太祖创立殿试制度的本意，便是将‘恩归有司’变为‘恩由主上’。
取士之权，便犹如人事任免权，必须牢牢的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其实，王曾的上言就是在‘偷换概念’。
什么叫恩皆由上？
如果事实真的如此，宋太祖又何必假借公平之名，改变科举制度呢？
另外，即便科举多了一级殿试，仍然没有改变座主和门生之间的联结。
吕夷简为什么会得到王旦的赏识？
其出身，固然是一方面，然而，另外一面也不能忽视。
咸平三年，王旦权知贡举，在某种意义上，那一科的考生都是王旦的门生。
座主和门生，向来是最牢固的联结之一。
……
……
……
青州。
松林书院南邻云门山，北临阳河，依山傍水，风景很是秀丽，起初，松林书院只是一处私塾。
因为王曾少年时期曾经在这里就读过，待到他连取省元、状元之后，松林书院在当地顿时名声大噪。
二十年过去，松林书院已经成了青州最为知名的书院。
自王曾贬至青州后，他便时常造访书院，兴致来了，他也会给书院中的学子讲讲课。
对于松林书院，王曾是有感情的，这些年来，王曾陆续捐赠了数百亩良田当做学田。
不仅如此，他还捐助了一大批经典。
这一天，王曾悄然来到书院，这回到书院，除了山长之外，他谁也没告诉。
毕竟，他是为了散心来的。
最近这段时间，王曾心中很是烦闷。
官家推行的观政制度，他是众多的反对者之一。
虽然进士观政的确有助于新科进士快速熟悉政事，但地方上的官员会怎么想？
派进士前往各州府，名义上是观政，实际上是什么？
是监察！
另外，取士标准也从辞赋，变为了辞赋和策论并重。
但在王曾看来，以策论取士，却是对寒门子弟颇为不利。
想要写出一篇上佳的策论，博学是基础中的基础。
一个博字，正是寒门子弟的软肋。
书籍从来都不便宜，哪怕凋版印刷技术已经成熟，其价格依然不算便宜。
按照当前的物价，一套《汉书》需要五千钱，虽然汉书共有一百卷，平均一卷五十文，看似价格很低。
但这只是众多典籍中的一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