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落实《陈五事疏》，是为了安定人心，向遍布朝野的高党中人证明，沈氏内阁还是会按照前任首辅的路线走下去。因此不会有大范围的人员更迭，大家可以继续安心当官。
其实明眼人都知道，落实《陈五事疏》的过程，就是内阁权力扩大化和合法化的过程。因为《陈五事疏》所提的五条，御门听政，设案览章，事必面奏，按章处事，章奏不可留中”看起来是一份皇帝练习政务的详细指南。但实际上，却是一份要求权力的政治纲领。
时下所谓“入阁拜相”即官员成为内阁大学士后，朝野便以宰相视之。不仅老百姓和官员这样认为，就连皇帝也公然在谕旨中说“汝等名为阁臣，实为宰相”
但这一切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并非真的宰相。
因为本朝不设宰相，内阁大学士虽代行相权，但从制度上来说，这种做法实有暧昧不明之处其实大学士本身只有五品，原属文学侍从之臣，其职责为替皇帝撰拟诏诰，润色御批公文的辞句，说白了就是皇帝的机要秘书。虽然后来内阁的职权就由于处理政事的需要而越来越大，大学士一职也愈发向前朝宰相看齐，但始终无法摆脱有实无名的尴尬他们其实是在替皇帝批答奏折，以皇帝的名义发出诏令，其与司礼监的宦官殊无二致。
权力来自皇帝，就意味着皇帝可以随时将你罢免，断绝你的权力。
现在皇帝只有不到十岁，沈默倒不虞自己突然被罢免，但也正因为如此，再以皇帝名义下达政令，难免会被朝野质疑这到底是皇帝的意思，还是你沈阁老的主意？
还是那句话，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先将手头的权力合法化，再名正言顺的行使，这才是王道。最有利的条件是，这件注定要找骂名的事情，已经由高拱做完了最艰难的部分一个月前，便以皇帝的名义批红成宪，并在邸报刊发。沈默只需要打着高拱的旗号，切实落实下去便可。
首先是落实“御门听政”鉴于皇帝正处在长身体、学知识的年纪，每个月只在朔、望两日上朝两次，不必过问平日政务，只有发生大事的时候，才由皇帝召集内阁、部院大臣共同解决：如果没有大事，那么请太后和皇帝就安生地休息，静等皇帝长大。
然后是“设案览章”规定内侍官每日设御案，摆上最新收到的奏章，然后出门，待御览毕，发内阁拟票。内阁票拟后再行呈览，皇帝认为没问题，即可批红发行。这是为了让皇帝练习政体，更是为了向天下人表明，一切旨意皆出圣裁。
第三是“事必面奏”与第二条是同样用意。
重点在第四，第五条，“按章处事和章奏不可留中”上，这两条规定了皇帝的批红必须以票拟为准，若票拟不和圣意，可以打回重拟。如果有未经票拟径自内批的情况，请允许内阁大臣执奏明白方可实施。
而且皇帝不能扣住奏章不发，倘有未发者，容原具本之人仍具原本请乞明旨。为此命通政司在进封奏章时，应将当日奏章数目，开送六科备照，倘有未下者，由科臣奏讨明白。
这后两条，其实匙只招人眼的，原本哪怕是高拱时代已经提请获批，现在落实下去，也会招致轩然大波。然而因为之前冯保一区区阉竖，险些矫诏罢免了首辅，令朝野无不震惊。所以这两条政令，便被视为是对冯保事件的痛定思痛，防止司礼监再次作乱而设。
沈默利用了对宦官干政声讨的浪潮，将司礼监的权柄收归内阁，待到浪潮退去，人们冷静下来，也只能苦笑着接受了毕竟，皇帝这鼻小，权力操之于内阁，总好过在死太监的手里。
至此，帝国最高行政机构，终于完成了权力的转移，内阁独揽大权，再无司礼监掣肘至少在皇帝勤政以前，位于皇城东南角的文渊阁，就成了大明朝真正的权力核心。
落实《陈五事疏》以后，另一件事情也刻不容缓了。那就是高拱去后留下的权力空白，需要马上填补。
首先，高拱原先除首辅外，还兼任吏部尚书。现在天官出缺，经由廷推之后，朝中最负重望的大臣杨博，接任子这个职位。
这时候，久病的大学士高仪去世了，加上张居正病休，内阁中只剩下沈默与张四维两个。增补大学士刻不容缓，经过廷推之后，吏部左侍郎魏学曾、礼部左侍郎诸大绶、右都御史陆树声入阁。
高仪还空出了礼部尚书，由南京礼部尚书孙铤接任。
在这一系列人事变动中，沈默始终谨守着廷推的原则，并未干涉过人选的确定，并且通过圣旨明确规定，今后凡是四品官员的任命，必须由吏部尚书主持会推，三品以上官员，必须经由内阁大臣和部院长官廷推方可任命，其他方式无效。
这本就是约定俗成的规矩，沈默只是以圣旨的形式，将其法令化和确定化。而且沈默凸显了吏部尚书的职权，并未使内阁一家独大，而是实行中枢机构的二元制，即天官和首辅分权制衡，这让杨博十分的满意，也堵住了说他要独裁的悠悠众口。
在入阁人选上，除了诸大绶之外，魏学曾和陆树声，都不算沈默的亲信，这又让人看到了首辅大人的一颗公心。然而实际上，魏学曾号称大炮，陆树声是嘉靖二十年的会元，都走出乎名的〖道〗德之士，两人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没有私党，也不会结党。
一个月后，刑部尚书马自强致仕，由本部左侍郎别罐接任。诸人以外，工部尚书朱衡、左都御史葛守礼留任。至此，京中内阁、六部和都察院的大僚确定下来，沈默便适时推行他的“以用舍刑赏还公论”规定但凡军国大事、国策制定等朝廷重大事项，必须经由廷议，如果无法议出结果，则以投票决策。像廷推一样，廷议自来就有。至于投票决策，这也不是新鲜玩意儿了，当年 封贡议和”之时，高拱便玩过这手当时便十分顺利的推行，现在沈默将其固定下来，自然也没什么阻力。
最初百官担心，沈默将司礼监手中的权力收归内阁，会不会展开前无古人的独裁，那样不管他沈阁老多么德高望重，百官也不会跟他合作的。但是沈默将最重要的人事权和立法行政权再次从内阁分出，交由公卿大臣共同决策，这下子就迥异于高拱那样的独裁者反而给人以推诚布公，集思广益的感觉，这是他少受非议的重要原因。
然而只有对朝政最谙熟者才会明白，沈默仍然掌握着说一不二的权力，因为在六部之中，沈默的同门亲信，便占据了兵、刑、礼三尚书以及十二位侍郎中的七人。无论是廷推还是廷议，都有人数过半的优势，这样无论他想做什么，还是没有人能反对。
不过这终究让大家看到了希望，再不是严嵩、高拱时期那样的一言堂一只要你有足够资格参加廷推就能参与进国家大事的决策，这样最低可以保证自身的利益，最高可以决定国家的走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毕竟在之前，大家已经做好首辅独裁的准备，现在沈默却把权力与大家分享虽然他仍然占大头，但大家都视之为天经地义，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都是很满足很满足的。
这是对高级官员的安抚，对于中下层官员首相大人的精力，主要放在了解决京官的生活问题上……
隆庆六年十月，有大臣上书言事，说礼部的六品主事，因为家贫，母亲去世无法发丧。为此，沈默要求有司调查在京官员的生活状况，得出的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六品京官的薪俸，居然比不上京城做粗活的苦力。而且大明至今还在执行二百年前，太祖皇帝制定的薪俸标准。二百年间，物价翻了几翻，尤其是最近几年，各种物价连番上涨，官员的薪俸更显微薄“还是以人数最多的六品官为例，把每月全部俸禄拿出来买米，刚够一个五口之家糊口，但油盐酱醋茶哪样不要钱？
还有那么多的人情世故呢？
沈默在给皇帝上书中说，薪俸过低，使但有职权者，无不吃拿卡要，曰不如此无法养家也。然而大多数官员并没有贪脏枉法的机会，生活极为寒酸，甚至要妻儿做工贴补家用。这就造成了一种怪现象，只有敢下黑手者才能过上好日子，越是清廉自守者，就越发清苦难捱。
遂使贪污受贿为正途，使清廉自守为无能。长此以往，风气大坏，传之地方，则百姓亦深受其苦也。
皇帝看后，深以为然，命内阁主持廷推商议为官员加俸。经过激烈的辩论后，直接加俸的方案被否决，因为那有违祖制。取而代之的，是以“职务津贴”的形弃贴补官员的生活，每年的元旦、清明、端午、
中秋、重阳、乾元六个节日发放。而且这笔资金并不从两京十三省的赋税中支出，而是由朝廷在安南和吕宋的收益发放这笔钱，原先是给隆庆皇帝huā差的，现在皇帝还小用不着，就先给他的大臣们解燃眉之急了。
对手这种慨他人之慷，又能赚得好名声的事儿，大臣们自然是无不应允，于是从这一年的重阳节开始，在京官员便享受起了比俸禄还高的津贴一收入增幅最大的，是六科以及都察院的御史，他们除了与同僚相同的职务津贴外，还享受所谓的“廉政津贴”乱七八糟加起来，一名七品给事中拿到的薪俸，已经与三品官持平了。至少能保证其无需任何接济，便可衣食无忧，全家也能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了。
对于这次加薪，沈默对外的说法，自然是“高薪养廉”并且还煞有介事的重申，从此之后贪污将不会被姑息……但来自五百年后的首辅大人，十分清楚人的贪念是得寸进尺的，没有严格的监管，再高的薪俸也养不出廉政，所以他并未对此抱多少希望。
他的目地只有一个。说白了就是邀买人心！
作为一名在军政地方都多年任职，并且比寻常人多了五百年见识的首辅，沈默对如何推动这个庞大帝国有清醒的认识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能否得到大部分文官的支持，否则理论上再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
全国两京十三省，近两亿人口，几百万士绅乡宦，却只有两万名官员。对于两亿黎民百姓，他们的力量自然是最大的，想要推翻一个王朝，少不了他们出力。但农民的要求又是最低的，他们不在乎谁当皇帝，朝局如何，只要有口饭吃、能活下去了，就不会起来造反，更不可能支持任何变化。所以在能活下去的时候，他们是被统治者，不读书，不明理，与统治者缺乏共同语言，合作也无从谈起。
和各地士绅合作，也不会收到很大的效果，因为他们的分布地区过广，局部利害不同，注定了无法协调。
剩下唯一可行的，就是与全体文官的合作，这样的好处显而易见。
首先，他们是这个国家的统治阶层，如果没有取得他们的同意，办任何事情都将此路不通：而且，作为接受同样教育，同样出身的一群人，只要沈默不表现出独裁的倾向，不侵害到他们的利益，他们便会认同他，支持他：第三点也十分重要，这个阶层的人数最少，是两亿人、几百万人收买起来简单，还是两万人收买起来简单，这笔账很好算。
所以沈默看准了一切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全体文官的互相合作，互相信赖，以致于精诚团结，众志成城。
有道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到底是要得到那些人的心，这一点没搞明白，一切都是瞎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