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今河南周口西南）人，出身名门望族，自曾祖父起四代有五人位居三公。其父亲袁逢，官拜司空；叔父袁隗，官拜司徒；伯父袁成，官拜左中郎将（早逝），绍本是庶出，过继于袁成一房。袁绍自幼生得英俊威武，甚得袁逢、袁隗喜爱，凭借袁氏“四世三公”的威望与势力，年少便为郎，不到二十岁出任濮阳令。袁绍为人能够折节下士，在士人当中威望颇高，与张邈、何颙、许攸等人私交甚厚。中平五年（188年），汉灵帝在国都洛阳招募壮丁组建了一支新军，借此分散外戚大将军何进的兵权，抑制外戚势力。新军统帅部共设八校尉，因统帅部位于西园，史称“西园八校尉”，袁绍被任命为“中军校尉”，在新军中地位仅次于深得灵帝信任的“上军校尉”宦官蹇硕。宦官势力的极具上升引起了以何进为代表的外戚与氏族集团的强烈不满，并在灵帝去世后，主动发动了针对蹇硕的刺杀行动，拥立少帝刘辩，并招西凉董卓率外兵进驻洛阳作为援应。后来，何进也在这场宦官与外戚的争斗中被张让等“十常侍”所杀。危难之时，袁绍接管了八校尉，杀尽宦官一党，结束了东汉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宦官政治。190年，刚刚平定了“黄巾之乱”（余波未尽）与“十常侍之乱”的东汉王朝又遭“董卓之乱”，中央大权逐步落入董卓等西凉军阀集团的手中。入主中央的董卓为人残忍嗜杀，倒行逆施，废黜少帝，立陈留王刘协为献帝，自封为相国，众多中央官吏均被迫屈服于董卓的**威之下，但袁绍以士人特有的气质拒绝与其合作，悬节洛阳东门，愤然出奔山东，招募义兵共同*董卓。

当时，袁绍不顾个人生死“诛杀宦官、义气抗卓”的壮举，在山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长期被宦官压制而又忠于东汉王朝的士人竞相归附。因此，袁绍的势力得以迅速发展壮大，并联合山东各地方势力*董卓。初平元年（190年）正月，关东州郡起兵讨董，推举袁绍为盟主。袁绍自号“车骑将军”，与河内太守王匡屯河内，韩馥留邺，供给军粮。豫州刺史孔伷屯颍川，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与曹操屯酸枣，后将军袁术屯鲁阳，这也就是《三国演义》中“十八路诸侯讨董卓”故事的由来。虽然“反董联盟”因山东诸侯利益不一而最终瓦解，但袁绍在士人中的领袖（至少是精神领袖）地位已然确立，当时沮授、田丰、许攸等一大批杰出的人才都加入了“袁绍集团”，一时间可谓是人才济济。汉献帝初平二年（191年），董卓已经挟献帝退入关中，袁绍还军延津，公孙瓒率步骑两万人在东光南大破青州黄巾，斩首三万余，威名大震。袁绍在谋士们的建议下，利用冀州牧韩馥恐惧公孙瓒的心理，便派遣说客高幹、荀谌游说韩馥，劝其让出冀州。韩馥迫于形势只得让出州牧一职；袁绍不费一兵一卒，代领冀州牧，并在“界桥之战”中以弱胜强，击败南下的公孙瓒集团，成为了冀州的实际控制者。冀州号称“带甲百万，谷支十年”，是当时中原综合实力最为强盛的地区。此后，据《三国志》记载，谋士沮授向袁绍建议：“将军弱冠登朝，则播名海内；值废立之际，则忠义奋发；单骑出奔，则董卓怀怖；济河而北，则勃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众，威震河朔，名重天下。虽黄巾猾乱，黑山跋扈，举军东向，则青州可定；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众北首，则公孙必丧；震胁戎狄，则匈奴必从。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迎大驾於西京，复宗庙於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以此争锋，谁能敌之？比及数年，此功不难。”沮授是三国时期不逊于荀彧、诸葛亮的杰出政治家和战略家，不仅设谋画策大局观好，而且对于兵法也很有研究，官渡之战中的其提出的许多合理建议都证明了这一点。此外，沮授对于时局的把握与判断也是十分精准的，例如上述这短短一段说词，就为袁绍勾勒出“以冀州为基础，统一河北四州，外和诸戎，内迎天子”的宏伟蓝图，为袁绍集团指明了努力的方向。至此，袁绍在军事和政治、战略和方法上均已争得先机，又获得了冀州作为强大的经济支持，为其日后“统一河北、逐鹿中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界桥之战”后，袁绍、公孙瓒双方仍然争战不断，接连爆发了“龙凑之战”、“巨马水之战”，历时两年，以双方互相耗尽兵粮及董卓借汉献帝之名遣使和解而告终。此后，公孙瓒感觉到自己没有能力吃掉袁绍集团，故决定转为守势，退守幽州，不再轻易出兵南下。我们不难看出，虽是双方互有胜负，但这对于袁绍集团无疑是非常有利的，原因在于，公孙瓒的优势在于他的军队训练有素，步骑结合，攻击力强；而袁绍占据民生富足的冀州，物资充沛、兵员充足。战争一旦陷入僵持，经济实力占优的袁绍集团必然胜利，只不过是时间长短而已。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曾在隆中草庐针对当时的天下形势为刘备进行了一番分析，认为：天下大乱之后，曹操占“天时”，孙权占“地利”，而刘备则应该占“人和”。然而，实际上自“董卓之乱”后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人却是袁绍。首先，东汉末年“黄巾之乱”、“十常侍之乱”和“董卓之乱”这三场接踵而来的军政变乱，给了袁绍前所未有的机遇，借助天下大乱、皇权暗淡的时机，依仗家族旧有影响，迅速发展，连续扩张，占尽“天时”而成为割据一方的霸主；其次，袁绍利用冀州牧韩馥恐惧公孙瓒的心理，便派遣说客高幹、荀谌游说韩馥，劝其让出冀州，成为了号称“带甲百万，谷支十年”的超级大州的州牧，获得了“地利”的优势；其三，袁绍利用“诛杀宦官、义气抗卓”的行为，为自己在士大夫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赢得了民心与舆论的支持，算是取得了“人和”。“天时、地利、人和”三点袁绍均已占尽，最终却落得一败涂地的下场，可见，世间的政治与军事斗争是一个复杂而又微妙的过程，断不能仅凭几个简单的要素来衡量的，占据优势只是说胜算更大。故而，飞刀认为：“战前只有可胜的战役，没有必胜的战争。”

此外，对于袁绍使用人才的水平后人评价不一，普遍认为绍只能“聚人而不会用人”。然而，“用人”是一种能耐，“聚人”是另一种本事；客观上讲，袁绍吸引人才的能力确实是三国时期数一数二的，同样是“四世三公”的袁氏后人，袁术手下的人才和自身的社会声望可就差得多了；孔明先生用人方面确实有过人之处（比如，“演义”中的“安居平五路”），但其聚人的能力却明显不如袁绍。人才的吸引是世界上一切团体成功的关键所在，关乎团体的发展与存亡，而吸引人才的主要方法不外乎“利”与“名”两种手段。《韩非子》中讲：“利之所在，民归之；明之所彰，士死之。”因此，有财富向往的人，则当通过金钱驱使他；有精神追求的人，则应利用思想感召他。相比之下，受到高尚的事业和思想感召而来投奔的人才往往更为杰出。袁绍是一个非常善于发现和定义“崇高事业”和“远大理想”的人，其利用袁氏“四世三公”的名望和自身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士大夫阶层的广泛支持，吸引了具有精神追求的人才（如，沮授、田丰）为其效力；利用优厚的待遇与赏赐，招揽了具有财富向往的人（如，麹义的“先登”死士）为其效忠，“名”“利”双管齐下，迅速壮大了自身的队伍。常言道：“不以成败论英雄”，无论袁绍的功过如何、胜败怎样，其吸引人才的方式方法，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去借鉴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