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月末的某一天，死气沉沉的东京湾终于发生了异动，在东京湾内的安全地区试图捕鱼的日本渔民在这一天早上看到，那条被水雷阻隔了数月时间之久的水道突然沸腾起来。爆炸巨响接连传到岸边，水柱此起彼伏地冲破原本平静的海面。目瞪口呆的日本渔民全程旁观了这场持续十几分钟的水下爆炸，他们此刻还不知道这接连的爆炸声意味着什么。

又经过大半个月时间的消耗之后，日本政府手中握有的物资储备已经接近枯竭，无论如何计算都不可能撑到今年的晚春时期。吉田茂内阁接连收到日本各地政府发来的有关日本共产党越发活跃的消息，有些小城市已经出现了工人组织夺权的迹象。在日本的对外交流基本被切断的情况下，日本共产党是如何维持住自己的活动，是什么人在给他们提供支持这点不言而喻。失业的日本工人终于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被激发出反抗的精神，有关日本官僚和财阀如何在国运艰难的情况下享受奢靡生活的照片和宣传材料不停地在民众当中传播，失业的工人们重新聚集起来冲击日本的政府机关。在去年那几次武装袭击后蛰伏起来的日共组织也开始由地下活动转为半公开活动，他们召集工人群体进行演讲，号召人们反对至今仍然控制着日本政府的、在过去几十年间造成日本民众无尽苦难的右翼集团。

和过去有所不同的是，吉田茂内阁发现日共组织的宣传内容变得更加现实，对他们这些人也更加危险。他们不再教条地用书本上的内容进行演讲，而是对本就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日本民众讲解日本如今这种情况的前因后果，并将斗争的对象锁定在比之前更小的范围上。为了降低日本民众对日共组织的敌视态度，他们将裕仁天皇暂时排除在斗争对象之外，毕竟现阶段让所有日本民众了解天皇的恶行并不容易，还是先将那些超级财阀以及军国主义余孽斗倒再说。

当然了，对此表示不理解的日共组织成员也是有的，在其内部的一次高层会议上，一直留在本土进行工作的一名党员就向之前曾去中国学习的折木喜彦提问道：“我不明白，天皇制度不是错误的吗？为什么我们的宣传要将裕仁天皇排除在外？”

“裕仁天皇在许多国民的心中仍然是无罪的，这有敌人的宣传洗白的作用在内，我们现在和民众宣传天皇有罪是不利于团结大多数人的。况且，天皇的罪孽更多的不是针对我们的国民，还有更多人会想找他算账。在废除天皇制度这方面，我们暂时没有完全依靠自己力量的必要，也没有那个资格。”折木喜彦指了指桌子上的印刷精美的宣传册说道，这些都是他从中国带回来的东西。

前往中国学习的日本学员们基本都见识了辽宁省的奇迹，要是说他们之前还对中国人选择的道路有所怀疑的话，现在他们都成为了中国的坚定崇拜者，认定只有跟着中国走才能找到日本真正的出路。主要由进步学生构成的日共组织在后世经验教训的洗礼之下也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他们身上的稚气，原本十分激进的年轻成员在看到原历史上日本共产主义运动的结果之后都惊出一身冷汗。

时至今日，日共组织的成员们大多欣喜地看到日本各地的左翼运动渐渐在国家被封锁的情况下兴起，困窘的处境使得进步的思潮由年轻学生内部交流转向全社会的广泛传播。黔驴技穷的右翼政府在经济基本崩溃的情况下左支右拙，许多地区的失业工人群体已经准备在日共组织的带领下夺取政权，中国方面已经答应将在他们夺取政权的地区提供支持并开放航路。

“我们夺取政权之后，要如何恢复生产、恢复经济呢？听说中国现在还很穷，他们能像美国人一样提供工厂订单和原材料吗？”一名年轻党员忧心忡忡地问道。

“这个问题你放心好了，中国同志们现在和我们以往的认知大不相同，只要我们能够认真地反思过去的错误，让两国能够团结到一起，日本的未来一定会更加光明的。”折木喜彦等“留学”归来的干部信心满满地回应这名党员的疑惑。

他们现在已经准备选择一座合适的城市发起夺权运动，在这种民怨沸腾的情况之下，日本政府原本就捉襟见肘的警察暴力机关根本拦不住有了未来先进武器的日共城市游击队。虽然建立工人政权对这群入党没多少年的日共党员来说还是一件新鲜事，但他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不仅有从中苏两国和后世历史广泛汲取的经验，还有这几个月时间进行的广泛的社会调查工作总结出来的运动方法。

而在大海另一边的中国，我党也已经准备好跟日本的军国主义余孽算总账了，经过一个月左右时间的周旋，新中国在国际上已经混了个脸熟，之前就已经准备好的解决方案也可以向各国抛出。

要解决日本的军国主义余孽问题，自然就要回溯到几年前的东京审判当中，在这场本该一一判决日本战犯的公开审判当中，足足有42名日本甲级战犯被美国人以“罪证不足，免于起诉”的借口宣判无罪，剩下被判决的28人当中也仅仅有7人被处以死刑。尤其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最主要战犯裕仁天皇，不仅没有被列为头号战犯判处死刑，甚至继续保留了天皇的头衔，在日本国内照常生活。

这场不公正的审判完全是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相互媾和的结果，对遭受侵略承受苦难数十年的东亚其他国家人民而言是完完全全的背叛。想要推翻日本军国主义余孽的权威，势必要推翻东京审判的判决结果，重新逮捕并审判日本战犯。

作为日本军国主义最主要受害者的中国，当时只能派出一名法官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如今身为新中国外交部顾问的梅汝璈在和主席、总理聊东京审判的过程的时候，总是会捶胸顿足，痛斥当时帝国主义势力和日本人狼狈为奸，蒋光头更是直接指示他放过某些日本战犯，包括在中国搞了三光政策的冈村宁次。

“我当时和美国人据理力争，什么照片啊、文件啊我都一件一件地拿给他们看，但是他们就是要说证据不足。我当时那个生气，差点在法庭上和那个叫巴尔的印度鬼子吵起来，那个印度鬼子比美国人还要坏，简直就不是人！”梅汝璈在说到审判过程的时候情绪不免激动起来，而那个让一向文质彬彬的梅汝璈都爆粗口的印度法官拉达宾诺德·巴尔，主席和总理二人也有所了解。

这个印度人不仅主张所有日本战犯无罪，而且在原历史上还被日本人树碑立传，给他在靖国神厕里面也立了一块碑，向后世人传颂他的大缺大德。不仅是梅汝璈，吴铭之前在和主席谈论东京大审判时也会生气地把这人拉出来批斗一番。

“帝国主义本质上和日本军国主义是一丘之貉，这一点我们也是在战争结束之后才能看得清楚，当时梅先生已经尽了全力，现在我们就要好好地给他们抓起来再审一次。”周总理颇有些愤慨地说道。

“是啊，现在我们有实力了，可以让全世界人民都好好看看，美帝国主义是如何包庇这些对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人民烧杀抢掠、犯下累累罪行的日本战犯的，让全世界人民都能认清他们沆瀣一气的反动本质。”主席说道。

重新组织东京审判最早就是由梅汝璈提出的，原本我党的打算是把那群日本战犯都抓起来，判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罪名绞死就好。但是梅汝璈认为，这群日本战犯的罪名应该被钉在全人类的历史耻辱柱上，不然未来其他国家就可能对中国自己进行战犯审判说三道四。主席和总理认为此事并无不可，东京审判的结果本来就是美国人强行操纵导致的，现有的罪证在没有美国人和战犯们相互媾和的情的况下足以将这群人全部判处绞刑，让他们在全世界面前被公开公正地审判总比中国人自己审的效果要好得多。

于是，在日内瓦的新中国驻安理会代表王炳南便接到了新的任务，最近几十天时间里新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基本上光顾着接待各国大使了，甚至有几场联合国大会因此被推迟召开。中央下达给他们的新指示和附带的文件很快通过卫星网络送达，王炳南当天下午就把这件事情送到了安理会上进行讨论。

由于事关二战的战败国日本，这件事情依照程序要先经过安理会讨论才能送到联合国大会上进行公示。而现在的安理会其实也形同虚设，美国代表奥斯汀最近一段时间整个人都麻了，国内在德特里克堡被整个抹除之后怂出新高度，摇摇欲坠的杜鲁门政府命令他不要多生事端。

“介于1946年至1948年召开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争罪犯的审判结果充满了某些国家的偏见、战争罪犯与某些国家进行无耻的媾和，成功逃脱应有的正义判决。我国主张彻底推翻对目前还存活着的日本战犯的所有审判结果，并重新组织国际法庭调查其战争罪行，我们绝不容许某些国家以一己之私，背叛在对日战争中付出重大牺牲的各国人民。”王炳南在安理会闭门会议上说的话铿锵有力，在场的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代表当中，多勃雷宁早就知道今天的事情，对中国的提议予以绝对支持，而美英法三国代表则知道他们就算反对也无济于事。

剩下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代表们自然也不会反对，他们有些人甚至已经忘了“消失”在国际视野中的日本。决议被做出之后，之前参与到东京审判当中的各国重新汇聚到一起，商议如何进行这次重新审判，美国方面直接宣称一切按照中国的意思，中国方面想怎么搞就怎么搞。

王炳南向与会各国提出，这个新组建的“东亚国际军事法庭”将同样被设立在东京，这让各国代表都吃了一惊，毕竟目前尚未传出中国对日本进行军事占领的消息，这很有可能是某种大事件的预告。而与以往不同的是，即使中国给出了这种预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能力到这件事情当中去掺和了。要知道日本对外交流被封锁除了日本各条航道里面的水雷之外，还有中国海军不间断巡逻，“劝退”外国商船的作用在内，这是明明白白地向全世界宣示自己对日本的控制力。

而新的东亚国际军事法庭只有参与到对日本法西斯正面作战的国家才能派出成员参与，王炳南特地在相关文件上注明中国后续将对赦免了11名日本战犯的印度法官巴尔等人提起反人类罪诉讼，让印度大使当场愣住。

联合国的决议在不久之后传到了已经很久没有接到过外部消息的日本，首相吉田茂打死也想不到联合国给日本发来的第一封电报竟然是这样的内容，很明显他们之前通过各种途径在国际上进行的尝试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虽然他们之前就把这群战犯当做和中国谈判的筹码偷偷软禁了一部分，但是中国人似乎并不打算和他们私下解决了。

虽然通知文件上注明了是给日本政府的，但是这份来自联合国安理会的电报当中没有要求日本政府做出任何反应，也没有要求他们逮捕战犯候审。吉田茂内阁很快就看清了这份电报的实质，这明显就是中国发给他们的“审判书”。

“倒不如说是一种解脱吧。”吉田茂拿着电报悻悻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