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18军正式解放拉萨的同时，西藏的社会改造工作也随着我党工作队的入驻而开始。在进行西藏的社会改造的过程当中，基层干部们面临着一个和全国其他地方不太相同的困难点，那便是藏族同胞广泛的喇嘛教信仰。

在新中国的社会改造历程当中，宗教工作是比较值得一提的。在旧中国的历史上，本土宗教的发展是比较迟缓的，而外来宗教的影响力更多地集中在疆藏地区，帝国主义殖民者又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时间中，将西方的天主教和新教信仰带到中国。各不相同的宗教信仰在中国混乱无序的社会中野蛮生长，不仅仅是那些势大根深的大型宗教组织，各类小型的衍生宗教和邪教组织也层出不穷，对我党的基层工作增添了不少麻烦。

以道教、佛教、绿教、天主教和新教五大宗教为主的中国宗教组织当中，天主教和新教主要分布在过去受到西方诸国影响较深的城市地区和江南地主家族控制区，佛教和道教全国各地均有分布，绿教集中在沿海城市的小型聚居点和西部的落后地区。由于道教和佛教是旧中国的古老宗教，它们在历史上的多次干政尝试都被皇权打压，因此不会对新中国的基层建设造成什么困扰。但是后世俗称的闪米特三邪教在其西方起源国都有浓厚的政教合一传统，绿教的背后有中东地区极端宗教势力的支持，新教和天主教的背后则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他们在新中国的发展史上不止一次地利用这些宗教组织阻挠新中国的建设、破坏新中国的社会基础。

除了境外势力利用宗教对中国境内施加的影响力之外，中国境内经济欠发达地区层出不穷的小型邪教也和这些大型宗教颇有渊源。虽然小型邪教的产生是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不能完全归因于大型宗教的影响，但是它们抄袭的教义基本上是从大型宗教的经书中提取组合的。

起源于人类对未知自然界的恐惧的宗教发展到今天，不能说对社会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但是它们总体上是落后的，思想上是反动的，对社会思想建设是不利的。宗教本身是一种精神信仰，宗教的扩张对我党在人民群众间推广社会主义国家的价值观十分不利，也和在群众当中普及科学素养的基本国策相悖。

“话说这么多，我们不是说一定要用运动式的治理，通过暴力手段一次性地解决所有宗教信仰。我们在认识到宗教的本质的同时，也要清楚宗教是一定条件下自然会出现的社会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满足，传统宗教的社会影响力就会渐渐缩小。”周总理在政务院有关宗教问题的讨论会上为新中国的宗教工作奠定基调，“我们国家的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宗教可以在我们的社会中自由发展。新中国的宗教组织必须随着时代的脚步改变自己，否则的话就是顽固的反动派，是要被人民民主专政消灭的对象。”

后世的宗教发展使得人们发现自己原本对宗教的认识是不够全面的，虽然新中国社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贫困地区也逐渐减少，但是宗教在中国境内的发展并没有停止，而是跟着社会的变化不断地改变自己，顽强地生存着。在21世纪的时候，新中国国内的信教团体竟逐渐有了年轻化，并向高收入人群扩散的趋势，这和之前的宗教只会在贫穷地区强势的印象大不相同。

这其中自然有着文化入侵和其他的各种境外因素作祟，但是宗教确实在随着社会的发展改造自身，使自身更加适应日新月异的人类社会。

“在新中国的宗教政策方面，我们还有迫在眉睫的任务，那就是将宗教组织和境外势力的联系切断，不能让境外势力通过宗教组织影响新中国的社会建设。”周总理面前的人除了政务院相关部门的干部之外，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宗教组织代表。

这些宗教代表在听了周总理的论述之后有喜有忧，虽然早在去年五月的时候周总理就召集国内的基督教代表人物，在全中国展开宗教的“三自运动”，驱逐了原本在中国基督教会中有很大权利的外国神父，但是今天的会议明显证明我党对宗教的态度是会更加严格的。后世本土宗教教会和境外宗教机构相互勾结的行为引起了中央的警惕，毕竟现在的中央还没能见识到极端宗教组织的强大破坏性。既定的宗教政策既不会像某些特殊历史时期一样追求以暴力方式彻底消灭宗教，也不会放任宗教在中国境内随意扩散。

中央对宗教政策的看法是，以循序渐进的形式将中国境内的宗教组织同外国势力剥离开来，并对它们进行更加严格的限制，在超长远规划上尽量以彻底消灭宗教的存在为目标，但是短期内先控制并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宗教的存在。这些政策主要是针对天主教和新教教会，佛教和道教本身并没有像闪米特宗教一样太强的扩张性，而是强调信徒对自身的思想管理。

集中在城市地区的天主教和新教教会的主要受众就是那些在过去一百多年时间里生活方式逐渐西化的富裕家庭，包括当时最显赫的蒋光头一家都是信奉基督教的。信洋教在那段时间里也成为了一种身份的象征，教会利用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和自己的西方势力背景，在中国境内进行大肆扩张。但是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解放军接二连三的对外战功，可以预见信洋教这种行为不仅不会代表任何“身世显赫”的意味，甚至会和落后无知联系在一起。

根基不稳的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在脱离了帝国主义的背后支持的情况下，事实上很难维持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因此这两种宗教在中央的眼中，并不比扩张性弱的佛教和道教要麻烦，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限制他们的传教行为。

“人民政府关于宗教的政策中有些部分会和之前协商通过的有些不太一样，主要是在传教限制和宗教捐献这方面做出改变。”周总理一本正经地和面前的干部与代表们讲解新政策，政府对传教新增了大量的限制，比起原历史上也更加注重执行层面。

新的宗教政策将规定教会和其他宗教组织只能在规定的宗教场所传教，而且这类宗教场所的密度也被严格限制。传教场所不能设置在明显的公众区域，更不能向未成年人或在校学生公开，政府机关将会设置专门的监督人员驻守宗教机构，防止非法传教行为。

“传教行为仅限于人对人的对话，禁止任何宗教组织印刷带有传教作用的印刷品，禁止任何宗教组织生产或委托生产带有传教性质的生活用品，禁止任何宗教组织在进行志愿社会活动的同时宣传宗教......”周总理拿出一份新的清单，向会议室里脸色愈发苍白的宗教代表们进行宣读。

现代宗教作为一种压迫和剥削的工的具，大多数宗教的神职人员本身并没有什么虔诚的宗教信仰，他们看中的无非是更多的信众群体所能够提供的更多的宗教捐献。原本新中国对宗教的限制并不是那么的大，只是要求宗教必须脱离外部势力的影响，但是现在政府明显是要着手限制宗教发展，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限制，这无疑会狠狠地打击宗教的经济基础。

而在这场讨论会之外，绿教的问题被党中央单独拿出来讨论，毕竟在后世的经验当中，绿教对新中国国内建设的危害最大，影响最深。虽然绿教的势力范围主要在新疆和宁夏等地，从面积和影响人口的数量来算并非太大，但是绿教本身的排他性和顽固性使得相应的宗教组织有很大的破坏力。

新中国在建国之初的时候，就对新疆和宁夏等地的绿教势力进行了一次集中打压，以王震司令员为主的新疆军区部队不仅剿灭了绿教武装马家军，而且在新疆解放的过程当中狠狠打击了绿教疆独势力。但是在过去的很长一段历史当中，由于中央王朝没能对新疆地区施加足够的影响力，绿教已经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变得根深蒂固起来，宗教和民族文化融合在一起，使得我党的群众工作变得困难起来。

“我党在建国之后，对新疆地区的政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建国初期的时候由于新疆反动势力强大而且经常袭击解放军部队。我们不得不对新疆执行比较严格的管理政策，生产建设兵团之所以要有足够的武力，新疆之所以在一个地区有两个省级行政单位，就是因为当地的反动分裂势力强大。”吴铭向中央政治局解说着原历史上的新疆建设情况，“在特殊时期结束之后，新疆的治理政策由于社会治安趋于稳定、反动分裂分子逃往国外而放松下来。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国家见缝插针地插手我国在新疆的宗教和民族事务，力图以极端宗教势力扰乱我国的西北地区。在各方势力的影响之下，新疆地区的极端宗教势力一度有复辟的现象，他们在新疆甚至是其他地区发动恐怖袭击，残害我党的基层人员，有时候受其蛊惑的宗教信徒还会包庇暴恐分子。”

新疆的治理问题一直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都困扰着我党，由于极端宗教势力背后的资金供应者威胁着我国的原油供应，我党在处理新疆的宗教问题时总是束手束脚。直到中国的国力进一步提升，对新疆的治理政策再次收紧，当地的社会问题才算被压了下去。

不过即使如此，当地的宗教势力也没有放弃扰乱我党社会建设的目的，总是在某些隐秘的地方搞小动作，令人防不胜防。他们甚至会染指到义务教育专用的课本上，在教材中宣扬绿教教义，对抗中央推广汉语普通话的政策。

“就如吴铭同志所说，这样的宗教组织我们应该将之定性为顽固的反动分子，坚决予以打击，力求彻底消灭。”主席在看过那些后世的资料后也非常愤慨，毕竟宗教势力的影响使得我党改善新疆人民生活的愿望难以达成，加剧了宗教势力的传播。

中央对这些人的政策将是比历史上更加严厉的，如果任由极端宗教势力发展下去，不仅会对中国国内造成影响，也会在国际上产生不良后果。治理极端宗教势力问题需要从多方面入手，目前对绿教的当务之急是剿灭国内的极端保守的绿教组织，并推动相对温和的部分进行世俗化，让他们主动修改教义并摒弃那些从中亚地区传播而来的恶劣习俗。

与此同时，中央将加强对西北地区的投入，把汉语教育彻底贯彻下去，少数民族的独特文化在国家大一统的大义面前必须做出让步。任何试图染指教育和文化改造的顽固宗教分子必须予以坚决的打击，在量刑的时候不作任何宽大处理。

从长远来看，我国还会在国际上和国际化的绿教组织进行博弈，既要使他们不至于和帝国主义沆瀣一气，威胁中国在长远未来的石油供应，也要让他们知道，向中国输出宗教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中国也将会把国内的顽固宗教分子直接送回到他们的精神故乡，比起每年远隔重洋到中东某城市进行朝拜，不如直接住到那附近比较好。

“我们的工作要以治病救人为主，但是对于顽固分子要毫不留情。要让破坏社会秩序、阻挠社会生产力发展、毒害人民群众思想的反动派没有容身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