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和大多数人印象不同的是，我党早在1952年开始就已经注意了人口问题，并在1956年的人大会议上就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政策。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当时是比较重视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的，但是由于新中国建国伊始，国内产业百废待兴，国外霸权蠢蠢欲动，计划生育的政策就这么被搁置下来，并未得到后续的重视和有效执行。

另一方面，就客观现实来看，即使当时中央制定了计划生育政策，并部署基层党政组织执行，也不可能抑制住人口暴增，顶多让增长率稍微放缓一点点罢了。新中国建国之后人口的暴涨是由多方面因素导致的，只归因于政策和宣传显然不是正确的思路。

新中国在短短三十年内人口由五亿翻倍为十亿，在这多出来的五亿人口中，贡献最多的自然是人口基数最大的农村地区。在粮食勉强够吃，孩子勉强养得活的情况下，农村地区甚至在长时间内有一对夫妻养育十几个孩子的情况存在。而且重男轻女的思想更导致人口失衡的情况出现，农村溺毙女婴的封建行径直到改革开放之后都屡禁不止。

农村人口暴增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由于上百年的战乱和革命，中国的人口被降低到一个足以让大多数人在和平环境中活下来的水平，农民为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劳动力尽量增加全力生孩子。再有是中国农村的传统观念和延续数千年的封建习气没能及时被扭转，农村复杂的社会情况导致农民的观念中认为，家中男丁越多，家族的势力越强，在争夺土地、水源等有限的资源的过程中优势越大，尽管新中国成立之后资源不足的问题有更好的办法能解决，这一观念还是流传下来。另外还有避孕措施不到位和农村人文化娱乐缺失的问题，几千年以来在农村地区，由于照明能力低下和夜间娱乐活动几乎不存在，已经结婚的夫妻在夜晚还有体力而且无法入眠的情况下只有生孩子这一种事情能干，而在**这种廉价避孕措施能得到大规模的量产和普及之前，根本就没什么办法将平行慢跑和养育后代这两件事隔绝开来。

在后世有一些人认为，对中国的人口增长进行限制没什么必要，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最终会使人口增长率自然地下降到合理水平。这种想法显然和历史的真实情况完全不同，现实是，新中国由于城市化进程太慢，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在中央甚至还没反应过来的情况下就生出了远超经济发展速度所能承受的新增人口。即使在饮鸩止渴式的计划生育下，中国的人口依旧在二十年内暴涨三亿多，这远远不是城市化的抑制作用能够对抗的程度。

暴涨的人口数量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无数的社会问题，由于教育水平跟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新增人口无法有效转化为劳动力，尤其是对抑制人口增长最有效果的从事工业的劳动力。新增的农村人口没能转化为城市人口，结果就是农村人口进一步增加，人口增长加速再加速，最终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

农村人口的增加使得新增的粮食产量被迅速稀释掉，原本可以作为家庭盈余的那部分粮食不得不用来养活新生的孩子，家庭收入因此止步不前，导致越穷越生的情况进一步加剧。不惜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进行的耕地开垦、举步维艰的农业技术改革、全国上下进行的水利建设，这些为了粮食增产进行的努力在人口暴增之后堪称被白费了，人均粮食占有量不增反减。在这个时期内，新中国农村在人口增长这一方面几乎和封建时代没有区别，在生产力得不到革命性发展的情况下，马尔萨斯的恐怖镰刀已经悬挂在中国人的脖子上。亡羊补牢的计划生育政策和先进化肥生产技术的引进使得中国暂时避开了马尔萨斯陷阱，从崩溃和发展停滞的悬崖边缘被挽救回来，但是这一政策的后果也在几十年后以低生育率的形式继续困扰着我党。

城市人口的增加使得新增的工业产业迅速被填满，并产生了严重的劳动力溢出。城市出身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可以得到比农村孩子高得多的多的教育资源，在技术力不够发达的年代大多数城市青年都有成为产业工人的能力，但是工业发展带来的新增岗位根本不足以消化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在万般无奈之下，为了避免城市失业人口增加导致社会秩序失去稳定，国家只能把本来可以作为高素质劳动力的知青“放逐”到农村地区，和本就已经接近饱和的农村人口一起劳动。结果在耕地和农业技术有限的情况下，知青下乡也几乎没能起到提高农业产出的效果，反而使得农村的负担在国家对知青的补贴无法发放之后进一步加重，让农村和城市之间产生了矛盾。

教育、医疗、住房、运输系统在人口暴增时完全不堪重负，农村的教育水平基本就是扫盲级别，许多在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农村人甚至成了文盲和半文盲。医疗水平止步于每村一个赤脚医生的水平，不是干部和军人的话几乎一辈子没法进正规医院治病，而且人均可用医疗资源的短缺也是新中国刚建国时婴儿夭折率居高难下的原因之一。住房和解放前相比变化不大，有些地区的住房水平还因为老化而下降了。城市基本垄断了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和新建住房，即使这样城市的生活水平也没能得到多少提高。

按照环境承载量理论而言，中国这片土地上，最适宜的人口总数在十亿以下，人口再多的话就会不可避免地面临由此衍生的社会问题。生产力的提高能够使最大承载量上升，但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是人民生活水平的上升而不是为了可以无限制地生孩子。人口暴增同时也是中国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以及自然资源遭到竭泽而渔式开采的原因之一，美好的自然环境这一最普遍的民生福祉，再后来也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进行争取。

“所以说，计划生育进行得越早越好，即使我们现在限于基层控制力的水平以及其他因素，不能在农村地区非常严格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那也得先把计划生育的理念贯彻下去。”吴铭在向主席等人汇报的时候如是说道。

来自辽宁省的相关部门为中央提交了计划生育政策，这一政策从多个社会方面入手，目的在于尽快对社会人口增长形成有效引导。1951年时新中国人口数已经有五亿多人，如果能把这五亿多人培养好的话，完全足以进行全国工业化，但是还不足以形成经济内循环。为了使人口能够以适当的速率增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一个家庭应该生育三或四个孩子，最好不要超过五个。

“计划生育在农村地区面临的阻力是最大的，我们希望先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宣传作用，先把优生优育的理念传播到各地农村，然后辅以政策补贴，生五个以下孩子的家庭可以得到国家补贴，五个以上或两个以下则没有补贴。我们希望农村人民在看到得到补贴的家庭生活情况明显更好的情况下能够克制住生育的欲望，这个过程可能要持续数年，但是早做比晚做要好得多。”吴铭一边汇报一边向几位中央领导展示后世的数据。

除了补贴政策和基层党组织的宣传之外，辽宁省的化工产业也能带来明显的改变，尤其是在节孕措施这一项上，后世拥有多种多样的节孕措施。合成橡胶工厂的首批订单中就包括了大量的**，中央的打算是直接补贴**，免费向农村地区发放。

另外就是文化产业，让人民群众在夜晚有娱乐活动是除了疯狂加班之外最好的限制平行慢跑的手段。中央将会大力推广一些适合基层民情而且成本低廉的群体娱乐方式，这一手段也能同时增加群众生活的幸福感。

“除了推广合适的生育量之外，我们也得同步推动乡村的教育和医疗医，使群众在适量生育的情况下能做到优质养育。如果农村人口得不到完善的教育的话，新增人口就很难成为有素质有能力的劳动者。”

由于辽宁省穿越为新中国带来了几十万本科毕业生和上百万接受过高中和职业教育的知识分子，新中国非常紧缺的教育资源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缓解。虽然不是每个受过现代教育的人都适合成为中小学教师，但是至少也比本身就认不了太多字的现在的扫盲教师要强得多。即使不能让新增人口都接受21世纪水平的义务教育，完成基本的小学程度教育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全民强制性义务教育是中国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也坚决推动的基本国策之一，我党的每一代领导人都十分清楚普惠性教育的重要意义，这也是社会各层面流动的必要通道。现在的新中国财政虽然也远远算不上宽裕，但是普惠性教育同样是晚做不如早做。

医疗方面的困难则更为明显，即使到辽宁省穿越的那一刻，中国的公共医疗水平也远远达不到让所有人都能满意的地步。这其中虽然有不少可以改善的因素，但是总体而言中国公共医疗系统的发展是比较缓慢的。辽宁省能抽出多少医生支援全国是个大问题，因此中央目前只能在赤脚医生政策上稍作改进。

新的基层普惠性医疗政策要求每个村至少能有一到三个接受过辽宁省医疗系统培训的卫生员，专门的妇科接生员另算。辽宁省将像组织培训农技员一样，组织培训乡村卫生员，并为他们配发基本的医疗工具与药物。成吨的抗生素和其他特效药物对这个时代的病菌而言是绝对的杀手锏，受过专业培训的卫生员也会比原历史上的赤脚医生有更强的医疗水平。

“虽说这些大多是长期的政策，但是我认为现在就应该尽快开始办，我们的这些政策越快进行试点和推广就越好。”吴铭讲到最后有些激动，毕竟身为辽宁省的一把手，人口、医疗和教育这些问题每天每夜都在让他头疼，现在终于有机会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饶是谁都无法保持平静。

“嗯，我同意吴铭同志的看法，既然生孩子太多这种事情已经被历史证明会对未来造成严重隐患，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消除这样的隐患。”主席点点头说道。

中央自然还需要一点时间对辽宁省相关部门提出的方案进行修改和试点，不过政治局的所有委员一致同意将计划生育列为新中国的基本国策之一。在现今的这种和平环境下，人口的有序增长无疑会避免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这和环境保护一样，属于共和国的百年大计。

如果计划生育能在这个时代得到有效的执行，那么未来的中国就能拥有世界上平均素质最高的人口和相对健康的人口结构，这对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而言也大有助益。

而在另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事关政府机关的几十个部门的相互配合和基层党组织的工作能力，这也是对新中国刚刚架构起来不久的国家机器的一次巨大考验。在执行中央定下的这一系列事关国家基本盘的重大政策的同时，基层党组织和政府部门构建也能得到进一步的改善，新中国一脉相承的强大的基层执行力并不是一朝一夕而成，这一系列运动将使得基层组织的建设大大加速。

中国人必将用更加强健的双手，折断马尔萨斯的镰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