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急躁了，太急躁了，他们这么搞是操之过急了呀！”主席拿着一份报纸在书房里面来回踱着步，报纸上的头版是东京在昨天发生的大规模袭击事件。

在昨天白天的时间里，东京受到了多次武装袭击，包括几个武装警察的营地、日本政府把控的美军遗留基地以及最重要的对日本的靖国神社的突袭。在袭击中，日共炸毁了不少日本政府的武装部队军营，但是他们对靖国神社的行动并不顺利。炸弹没有被全部顺利引爆，他们原本打算直接炸毁的大殿只是被炸断了一根柱子，日本政府在反应过来之后把里面的骨灰和牌位全部转移出来了。

袭击中共有八十七名日本的武装警察丧命，游击队没有产生任何伤亡，但是他们在行动过程中对平民的房屋造成了附带损失。

“他们说，想要向民众展示一下他们的存在，给反抗日本政府的民众一点激励。”吴铭坐在一边的椅子上，手里也拿着一份一样的报纸。

“展示什么呀，为什么要展示呢？”主席转过身来，对着吴铭说道，“现在的日本社会，他们搞清楚要怎么社会改造了吗，为什么就急着发动大规模武装袭击了呢？”

中央之前看到日共打算发动一两次武装袭击的时候其实是没怎么反对的，但没想到他们的袭击规模实在有点大了，一天之内就出动所有游击分队袭击了十几处设施。这样子反而可能会让日共组织在日本人民的心目中的形象变得糟糕起来，对之后的争取民心的工作造成一定程度上的阻碍。

“日共的革命派在二战结束之后一直处于被压抑的状态，我们的帮助对他们来说是一剂强心针，但是这也让他们急于释放压力了。”吴铭其实也理解日共的做法，毕竟他们在原历史上尝试和平夺权失败后就走上了恐怖袭击的邪路，昨天的大规模袭击很明显是考虑不周的做法。

接收部分日共的年轻人到辽宁进行学习便是针对这一现象的应对方法，既要纠正日共议会派原本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也要防止日共革命派往左倾盲动的方向发展。

“日本现在的状况，民众的生活情况远远称不上是活不下去的地步，他们的行为不能够激励民众起来反对日本右翼政府，反而会被视作是破坏社会的秩序和稳定。”毛主席之前已经研究过了辽宁带来的日本社会革命历史资料，对日本人的民族性格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过去的时候，我们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日的民族矛盾，是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到了今天，我们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大众和国内未清理完毕的旧势力的矛盾加上和美帝国主义的矛盾。分清了主要矛盾才能针对性地制定革命规划，他们现在还没分辨清楚日本社会的主要矛盾，直接行动是操之过急的。”

“是的，日共在昨天的行动不能作为革命的一部分来看待，策划者在制定计划的时候有盲动行为的倾向。而且，关于他们的袭击目标，明显也是和我们有关系，这是想要投桃报李么？”朱总司令摊摊手说道，“我们给他们武器弹药，帮助他们搞训练，也不是为了让他们帮我们报仇，帮我们解气啊。”

日共在袭击中特地选择了靖国神社，很明显除了他们声称的反军国主义余孽的目的之外还有做给中方看的意思在内。

“是的，这种方式的回报不是我们想要的，日本革命的最终胜利、中日两国在未来能够团结友好才是我们想要的回报。”主席点点头说道，“现在他们的学员还在辽宁省学习，我们先建议他们不要在近期继续搞这类武装袭击行动了。”

虽然美军已经离开日本，东北亚地区基本是在中国的掌控之中，但是中央研究后决定近期内不对日本作出进一步的行动。由于二战中两国的民族矛盾，中国如果现在把军舰开进东京湾，推翻日本政府后扶持日共上台的话，不仅不能帮助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日本，反而会让这个国家陷入内乱和分裂，到时候受苦的是日本民众，只要有心之人挑拨便会让日本民众把矛头转向中国。

中国要做的是有节制地帮助各国共产党，可以帮他们训练武装并提供一些武器，但是不能直接出手帮他们推翻本地政权。在革命的方法论上，各国共产党需要自己的摸索，中国只能提供一个思路，那就是找出并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没办法在国内百废待兴的时候像原历史上的苏联一样无限制地输出革命，与美帝国主义的对抗和国内的建设任务仍然是当前工作的重点所在。

日共的行为也引出了中央需要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要如何而对待中国周边国家社会主义政党的革命活动。

主席已经看过了后世的资料，明白原历史上的革命输出活动尽管是出于正确的思想，但并未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我们的输出革命，办得好了，就能帮助外国的人民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先进政权，能够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但是办得不好了好，就会加剧民族矛盾，造成他国人民的苦难加深加重。”主席说道，“我们要认清楚一个事实，那就是各国的共产党组织未必都是有足够能力的，各国的革命土壤未必都是成熟的。”

“苏联在其中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吴铭这时候发言说道，“苏联在原历史上大力支持，或者说是包办世界各地的武装革命，在没有革命土壤的地区强行扶持社会主义政府。也许一开始他们的初心是好的，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就有不少野心家借此机会夺权。最终援助并没能帮助当地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把权利握到自己手中，而是落进了当地的独裁者口袋里。”

吴铭所指的就是以利比亚、索马里为代表的非洲各国，苏联提供的军火被用于他们和邻国的相互攻伐而不是反抗殖民者。

除了这类国家之外，还有的就是例如越南、缅甸、朝鲜这样的国家，当地共产党在中苏两国的支持下取得政权或者是发动革命，但是也随着苏联堕落变成了苏联用来围攻中国的马前卒。这几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的领袖最后变成了野心家和独裁者，以扩张领土为主要想法，而不是建设国内的经济并改善民生。

苏联在看到了罗明宇带过去的资料之后，还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表态，但是就王稼祥大使送回国内的资料来看，斯大林在苏共中央的近几次会议上都强调要把苏联的注意力集中在国内的经济建设上，而不是任何形式的对外扩张。这一情况足以说明斯大林已经着手尝试改变苏联的内外政策，那么越南等地的共产党失去了苏联的直接影响，中国就有机会将他们掰回到比较正确的道路上。

此时的印支半岛还处于抗法战争的过程当中，但是法军在最近几天已经表现出退缩的趋势，很明显法国政府已经得到了一些消息，他们肯定也不想在一个必败的战场上继续纠缠了。如果法国在这之后立刻退出中南半岛，而美国又在中国的的限制之下无法接替，那么越共取得政权将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至于朝鲜半岛，朝共中央的内部斗争已经进入最激烈的阶段，延安派和苏联派在朝共中央的会议上对金日成在朝鲜战争中的严重军事错误和在错误的时机发动战争的行为大加批判；主要由新入党的青年构成的本土派则反过来指责其他两派是中苏的傀儡，妄图以卖国的手段控制朝鲜政权。中方则在考虑是否将后世资料交给朝共，让他们在会议讨论过程中有一定的参考。

79集团军已经开始分批回到辽宁省待命，而朝鲜半岛的秩序维持仍然是有一定经验的原志愿军的部队在做。但中国军队不可能一直对朝鲜地区进行军管，朝鲜事务由朝鲜人自己决定是中方干涉朝鲜半岛事务的基本原则。已经换装完毕的志愿军部队现在就是解放军的第二梯队的战斗力，他们将被调往其他边境地区应对可能的武装冲突。

“我们对美帝国主义取得的胜利，将对整个亚洲地区的民族解放事业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能也不会像美帝国主义一样干涉他国内政，东南亚地区的革命事业将由他们自己来完成，我们要做的，就是排除帝国主义对他们国内事务的干扰。”主席认为，对周边国家革命事业的态度应该改为支持但不干涉，成败的与否只靠他们自己的努力。

发生在东京的核爆彻底震撼了西方国家，配合上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的全面失败，美帝国主义和英法殖民帝国退出东亚地区将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这将是殖民地社会主义政党发动革命的大好机会，但是他们是否能够将民族解放和无产阶级革命统一到一起将是一个复杂问题。他们在取得民族独立后将建立什么样的政权也是未知的，如果他们参照苏联或者中国进行照搬照抄的话，明显也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在理想情况下，这些地区的革命政党能够自己摸索出一条适合当地社会情况的革命与发展道路是最好的，但这对领导人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因此，中国可以提供自己的经验作为他们的参考，提供后世的对当地社会情况的研究资料让他们学习研究，这种方式比起直接要求对方复制自己的道路要好得多。

“每个政党在年轻的时候都容易走到极端的道路上来，我们的党曾经犯过的错误我们没理由要求其他的党不会犯。”主席讲到这里语气放慢了一些，“但是如果我们的经验能够帮助他们避免一些问题的话，我们也不要敝帚自珍嘛。”

“是的，我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美国和苏联这样的大国，周边的小国也会对我们的国际环境产生很大的影响。”朱总司令同意主席的看法，中国的周边国家有稳定发达的政权从长远上看是对中国有利的。

如果周边有哪个国家长时间处于军阀混战、各方反动势力割据的局面，那样子就会产生难民和跨国犯罪的严重问题。因此无论是社会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罢，中国的周边国家必须是稳定的，处在发展状态的。

原历史上的中国周边的混乱国家，比如缅甸、泰国、菲律宾等，他们的混乱究其根源来自于国内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的相互勾结，对国内进步势力的打压。现在帝国主义势力的影响力将被中国抵挡在外，而其国内的进步势力也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战胜反动分子。

“我们可以提供除了无偿援助以外的一切支持，另外也可以在他们成功建立政权后，在他们的国内建设阶段提供帮助。”吴铭提议道。

“这样子是没错的，如果我们的援助是无偿的，那么他们就会对我们的援助产生依赖，这样子很不好。”主席说道，“我们要让他们也能知道，国家的建设主要得靠自己，而不是外国的帮助，这样子才是真正地对我们的兄弟国家负责的态度。”

中国从苏联身上学习到了独立自主的的重要性，也因此和苏联闹得很不愉快，所以中国在教导其他国家的革命党这个道理的时候，应该就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从长远角度看，有偿援助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是要好于无偿援助的。

而这就要牵扯到更加长远的问题，也就是经济圈的建设了，这个事情就不是短期内能够讨论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