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常洛就是明光宗。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年号“泰昌”，因为朱常洛仅在位三十天。更很少有人知道朱常洛为了那三十天的皇帝生涯苦熬了三十九年之久。因为不讨父亲万历皇帝喜欢，朱常洛的太子地位岌岌可危，经历了一桩又一桩的谜案，牵动了整个明王朝的神经。

国本之争

一

万历九年（1581年）的一天，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去慈宁宫探望生母李太后。

在慈宁宫逗留的时候，万历皇帝让太后身边的宫女去给自己打水洗手。一位姓王的宫女给皇帝打了水，侍奉皇帝洗手。万历偶然发现王氏年轻貌美，就把王氏拉住“宠幸”了一次。“宠幸”完毕后，万历整整衣冠，走了，临别前给王氏留下一副首饰作为纪念。

王氏依然在李太后身边做宫女。两三个月后，王氏的肚子慢慢大了起来。她怀上了身孕！这可让盼孙心切的李太后欣喜异常。当时万历皇帝的年纪已经不小了，虽然早早娶了皇后和嫔妃，但就是一直没有生育。王氏的怀孕让李太后看到了希望，高高兴兴地把儿子万历皇帝叫过来，询问他怎么处理王氏。李太后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要儿子赶紧给王氏一个名分，护养着肚中胎儿。如果能生下皇子，那将是普天同庆的大喜事。

谁想，万历皇帝听到消息后，冷漠地说自己不曾“宠幸”过王氏。

李太后没想到儿子如此不上心，只好强压着心中不快，令人取出《起居注》和万历当面验对。所谓的《起居注》就是历朝历代记载皇帝日常言行的宫廷档案。万历皇帝以为自己当日和王氏的**神不知鬼不觉，没料到被一清二楚地记录在档案中。而且《起居注》还清楚记录了万历赏赐王氏首饰的细节。有首饰为证，万历一时面红耳赤，无法抵赖。

万历皇帝极不情愿地认下了这笔“风流账”，并照李太后旨意封王氏为才人。数月后，王氏又被晋封为恭妃。

万历十年（1582年）八月，王恭妃顺利生下了皇长子，取名为朱常洛。

朱常洛的出生是明王朝政坛的一件大事。万历皇帝很早就有了王皇后。王皇后相貌端正、温良贤惠，是朝野上下公认的“母仪天下”的好皇后。这样的皇后人选，非常符合儒家的政治标准，但不是万历温存宠爱的理想对象。万历皇帝还有一位刘昭妃。可两位后妃都没有生下一儿半女。朱常洛的诞生解决了皇位后继无人的潜在危险。文武百官闻讯，欢欣雀跃，纷纷上表祝贺皇长子的诞生。万历皇帝也不得不上殿接受祝贺，并告祭郊庙宗庙社稷，下诏书告诉全天下朱常洛诞生的消息。

二

万历皇帝做足了表面工夫，可心底里一点都不喜欢朱常洛。

因为朱常洛是万历皇帝偶然临幸宫女而生下的。这是万历的一块心病。

其实，万历皇帝朱翊钧的身世和儿子朱常洛一样。当年，他的父皇、隆庆皇帝朱载垕在后宫偶然看中了宫女李氏，“宠幸”了一次。李氏幸运地怀孕，并生下了朱翊钧。朱载垕虽然也觉得在外面乱搞宫女，还生下皇子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但他对朱翊钧和李氏采取了负责的态度，不仅给了李氏名分，还立朱翊钧为太子。现在，朱翊钧成了万历皇帝，却在心中将和自己身世相同的朱常洛视为耻辱，将整件事情都看作是一幢丑事。他始终在心中绕不过弯来。

皇长子诞生后，李太后抱着小孙子，喜滋滋地问万历皇帝，什么时候立朱常洛为皇太子。

万历皇帝突然意识到，这个讨人厌的“风流情种”竟然是皇位的第一继承人。这太可怕了。他打心眼里就不愿意立朱常洛为皇太子，很自然地流露自己的真实想法：“他是都人的儿子，如何立为太子。”

“都人”是明朝对宫女的称呼。王恭妃是在怀孕后才由宫女“突击”进封的，本质上还是宫女。万历皇帝的名分观念和虚荣心让他始终鄙视王恭妃母子。但他忘记了，自己的生母李太后也是宫女出身，也是被隆庆皇帝偶尔“宠幸”后才怀上他的。事过境迁，李太后听了儿子的话，顿时勃然大怒，训斥万历说：“别忘了，你也是都人的儿子!”

这一训斥让万历皇帝心惊胆战，不得不跪地请罪，唯唯诺诺拜别出宫。但皇帝的心病丝毫没有去除。万历皇帝坚定地拒绝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王恭妃再也没有被万历拿正眼看过，更谈不上宠爱了。她只好孤独地带着朱常洛僻居别宫，生活清苦。

文武百官当中也不乏有要求立朱常洛为太子的声音。万历皇帝就找了一个理由，说皇后还年轻，日后会生下嫡皇子来的，等皇后生下了嫡子，再立嫡子为太子。封建宗法规定“立嫡不立庶，立长不立幼”。血缘嫡庶之分高于长幼之别。朱常洛虽然是皇长子，但却是庶出（妃子生的）；日后如果王皇后生下皇子，那就是嫡子，比朱常洛更有资格做太子。万历的理由也还站得住脚，得以压制住一片拥立朱常洛的呼声。

没几年，群臣就发现万历的理由只是哄骗大家的小把戏而已。

万历十四年正月，淑嫔郑氏生下了皇三子（皇次子出生后夭折了）朱常洵，使事情复杂化了。这个郑氏有着闭月羞花的美貌，而且知书达理、聪明机警，是万历最宠爱的嫔妃。郑氏和万历的关系不是小妾依附于夫君的关系，而是有着浓厚的平等色彩。她不仅倾听万历皇帝的诉苦，还毫不留情地批评万历的缺点。郑氏生子后，万历很快就封郑氏为贵妃。这是一次不符合礼制的擢升。皇长子的生母还只是妃子，皇三子的生母却被擢升为更高一级的贵妃。这里面是否包含着某种信号呢？同时，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爱屋及乌，将三子朱常洵视若掌上明珠，表露出要立三子为皇太子的意思。宫中还传说，郑贵妃经常给万历皇帝吹枕边风，要求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万历皇帝在郑贵妃处呆的时间越来越长，传言也就越来越多。

朝廷百官知道万历皇帝废长立幼的意图后，感觉被皇帝欺骗了。

三

淑嫔被封为贵妃后，文官集团决定在万历立太子一事上发威了。

明朝的文官集团是帝国政治结构中的重要力量。中国儒家政治发展到明朝中后期，已经成熟到了近似故步自封的程度。各种思想观念深入人心，政治制度按部就班地进行。嘉靖皇帝几十年没有处理朝政，明朝官府上下照样运转正常。明朝政治的稳固性可见一斑。政治的稳定离不开一群奉行儒家道德观念的文官。他们按照儒家的理论和“前朝惯例”，把自身当作庞大政治机器上的螺丝钉，一丝不苟地处理着朝政。

在文官集团看来，政治清明和稳定的关键是奉行儒家的理论。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伦理纲常”。为王朝挑选合适的皇帝人选是最大的“伦理纲常”。王皇后迟迟没有生育，皇长子朱常洛成为太子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万历想“废长立幼”在文官集团看来就是政治黑暗的表现，是必须纠正的。为了纠正皇帝的错误，让政治早日重返清明，文官集团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多少读书人出身的文官们期待着与黑暗作斗争以便名垂青史，永垂不朽。即便阵亡，他们同时也成就了刚正无私的名声，实现了人生的价值。

简单的说，伦理纲常和个人名节是文官们最看重的。

文官集团决定在万历立嗣问题上大动干戈的另一大原因是他们吸收了嘉靖朝“大礼仪之争”血的教训。那是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武宗朱厚照死后无嗣，堂弟兴王朱厚熜继承皇位。朱厚熜就是嘉靖皇帝。但他在北京的城门口为整个朝廷提出的难题：他要求以兄终弟及的名义继承皇位，而不是子承父业的名义。文官集团认为朱厚熜是作为儿子过继给明孝宗，来继承皇帝的，因此要称孝宗皇帝为“皇考”，而称生父兴献王为“皇叔”。朱厚熜却要给生父追加帝号，而称明孝宗为“伯考”。“大礼仪之争”由此产生。大礼仪之争在嘉靖三年（1524年）的夏天达到了。当天，反对朱厚熜做法的“护礼派”两百多名大臣组成长长的队伍，跪在左顺门外，大呼孝宗弘治年号，哭谏不可为兴献王上帝号。一干人喊声震天。朱厚熜派人劝说大臣们退去，没有效果，更加固执起来，下令将为首的八位大臣押入监狱。门外的大臣们更加情绪激愤，**起来，声震阙廷。被激怒的朱厚熜派出锦衣卫大肆搜捕，逮捕了134名官员，其余官员录名待罪。他下令将四品以上官员夺俸，五品以下杖罚。受杖的180多人中17人受刑死亡。

“大礼仪之争”以文官集团惨败结束，导致了嘉靖皇帝与群臣之间长达数十年的隔阂。嘉靖朝被文官集团看作是政治黑暗的典型，看作是要极力避免重新出现的一段“惨痛记忆”。现在又一次面临皇位更替问题的纲常伦理之争，文官集团岂能善罢甘休？

内阁首辅大学士申时行就是在群情激励之际，请求立即册立朱常洛为东宫太子。万历皇帝尽管知道这是整个文官集团的意见，还是以“朱常洛年纪尚小”的理由搪塞了过去。二月，户科给事中姜应麟上了一份言词激烈的奏折，反对郑氏越级晋升为贵妃，主张“册立元嗣为东宫，以定天下之本”。所谓的“元嗣”就是朱常洛，姜应麟认为朱常洛是理所当然的太子人选。万历皇帝阅后，大笔一挥，将姜应麟贬为广昌典史。姜应麟因为率先拥立朱常洛，把这件事情挑明了，现在虽然贬官外任，却高高兴兴地上任去了。

此后，年年月月都有朝臣奏请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万历皇帝不断用沽名钓誉、卖乖贩直、干扰圣意等名义加以训斥上书的人，打板子的打板子，贬官的贬官，可就是抵挡不住要求早立太子的呼声。慢慢的，万历皇帝耍起了“坑蒙拐骗”、“矢口抵赖”等下流手段来。朱常洛的年纪一天天地长大，再说他太小的理由说不下去了。万历皇帝就说等皇长子十五岁时再议太子之位。朱常洛快十五岁了，万历皇帝又说群臣不断上奏，干扰了自己的决策，册立太子的事情要延后，拖到万历二十年春天再说。万历皇帝和群臣闹起了意气，你们不是坚持要立朱常洛为太子吗，我偏偏就不封朱常洛为太子，而且还以你们“奏扰”作为不立储的理由。大臣们也有自己反抗的方法。你不立长子为太子，有违儒家伦理，是政治黑暗的表现，我身为大臣，应该为此负责。许多大臣纷纷自己弹劾自己。弹劾奏折交上去后，不管你皇帝批不批，我都“待罪”在家，撂担子不办公了。有的大臣不是消极怠工，而是直接罢工。万历二十年（1592年），大学士王家屏等人将御批的奏疏原封不动地退还，要求万历皇帝采纳诸臣立储之请，早日立朱常洛为太子，不然就不执行皇帝的御批。结果，王家屏等人全部被免职。

万历皇帝后来学起了嘉靖皇帝，干脆终年躲在深宫中，不出宫门，也不上朝会见朝臣，落得个“眼不见、耳不闻、心不烦”。

立嗣之争俨然已经严重干扰了明朝的政治运行。

四

万历二十一年正月，万历皇帝琢磨出了一个“妙招”来。

万历很客气地把内阁首辅大学士王锡爵叫来，给了他一个手诏，计划把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朱常浩一并封王，日后再选择其中最优秀的人为太子。

王锡爵立即发现了“三王并封”计划的蹊跷之处。表面上，万历皇帝退了一步，将三个儿子都封为王，实际上是“以退为进”，提升了朱常洛地位的同时将皇长子和其它二子相提并论了。更要命的是，万历说日后的太子要从三个儿子中挑选，间接否决了群臣要求立朱常洛为太子的呼声。王锡爵是反对“废长立幼”的，但胆子又小，不敢当面驳回万历的诏书（之前的两位内阁首辅都因此被免职了），为难起来。如果在皇帝的诏书上附议，颁布出去，王锡爵肯定要成为朝野攻击的焦点。久经官场的王锡爵也不是省油的灯。他马上表态拥护万历的诏书，同时又跪下去请万历将朱常洛交给王皇后抚养。因为一旦朱常洛交给王皇后抚养，成了王皇后的养子，那么他在皇长子的身份之外又多了一层嫡子的意思，将成为毫无争议的最佳太子人选。万历皇帝没料到王锡爵急中生智“生”出这么一个主意来，想了想，也同意了。王锡爵随即又增拟了一道将朱常洛交由皇后抚养的诏书，这才叩头出宫。

等王锡爵一走，狡猾的万历皇帝扣住了第二封诏书，只向朝廷下发了“三王并封”的第一封诏书。

诏书一出，朝臣大哗，纷纷指斥王锡爵软弱无力，贪图荣华富贵。

王锡爵忙解释说还有第二封诏书的存在，表白自己也是反对“废长立幼”的。但是他没有确切的证据，百口难辩。王锡爵的学生和亲信于是纷纷劝他说：您老人家中了皇上的诡计了，这种事情没有第三者在场，您是无法“自明”的；现在诏书颁布了，天下都认为这也是您的意思。更可怕的是，如果日后朱常洛成为了皇帝，他知道王锡爵当初反对拥立自己，那可能会给王家带来“灭门之祸”。王锡爵听出了一身冷汗，慌忙接连上了三个奏折，自己弹劾自己，弃官辞职，跑回老家以求自保去了。

王锡爵退场后，甩无赖手段的万历皇帝不得不直接面对所有压力了。朝野上下、百官士人前仆后继，言词激烈，反对三王并封，而且坚决要求册立朱常洛为太子。万历迫于众议，不得不收回诏书。群臣进一步要求确定太子人选，万历也坚守底线，拒不答应。最后被逼急了，万历皇帝搬出了自己和王皇后“关系密切”的理由来，说王皇后之前身体略有小病，现在病好了，朕经常与皇后在一起。意思是说，王皇后还年轻，帝后晚上常常“在一起”，大家要耐心等待“嫡子”的诞生，不要整天囔着早立太子。这个理由成了万历皇帝对抗群臣进言的大盾牌。

尽管如此，立嗣之争依然延续。李太后对儿子越来越不满，也加入了敦促万历立朱常洛为太子的行列。王皇后一年年地老去，几乎断绝了生育的希望，也支持立朱常洛为太子。到万历二十九年，朱常洛已经虚岁二十了。承受不住压力的万历皇帝不得不在当年的十月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同时，三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五子朱常浩被封为瑞王，六子朱常瀛被封为桂王。

朱常洛终于得到了迟到的皇太子宝座。文官集团终于取得了对皇帝斗争的胜利。

梃击谜案

一

朱常洛虽然坐上了皇太子的宝座，能否坐稳却还是个未知数。

父皇万历一如既往地不喜欢这个儿子，郑贵妃和周边的一小撮人虎视眈眈，蓄谋夺取太子的位置。太子在深宫中的地位不仅没有改善，相反还恶化了。好在朱常洛从小在压抑、残酷的环境中长大，养成了中规中矩的性格，各方面表现都让万历皇帝无话可说。政敌们也难以找到他的把柄。朱常洛最大的支持群体是宫外的文官集团。他们依然将宫中的任何风吹草动与王朝政治的纲常伦理联系起来，时刻**地关注着朱常洛和射向他的明枪暗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