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14日，远东地区的战场上发生了一场兄弟之间的冲突，而原本作为主战一方的日本人成了看客。

叶挺和项英的新四军在茂林地区与顾祝同与上官云相率第三战区第32集团军已经对峙了10多天，虽然经过何俊才的提醒，新四军没有陷入军部被突然袭击的厄运，但是现在的危机仍然没有过去。要是不能迅速解决这场危机，日本人很可能趁机浑水『摸』鱼。

从1940年开始，由于日军的攻势稍缓，战局也逐渐稳定下来。原本合作的国共双方开始恢复了原先互相猜疑互相攻击的状态。1940年底的黄桥事件更是将冲突推到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后的最高『潮』。在那次冲突中新四军突袭了韩德勤部，消灭了1.4万**精锐部队，让军委会和第三战区震怒不已。（在这次冲突后3个月，黄桥被日本人所占领。）

在这次冲突后，军委会在何俊才的建议下成立了战略协调委员会来调查此次冲突，这个协调委员会还包括了民族党派人士和『共产』党成员。这个协调委员会经过简短的调查，很快向冲突双方发出了一纸命令——“皓电”。此命令虽然仍然偏向国民党方，但是由于其他民主人士的加入以及『共产』党的协调，比历史上公正了许多。

在“皓电”的最后，军事委员会命令“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一月三十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共同作战，克尽职守，毋得再误。”

为了避免进一步的冲突影响抗日大局，『共产』党方面回电接受此命令。在12月底，何俊才在重庆和周先生秘密会见的时候，也曾经向周先生提起**内部的不一致意见。毕竟第三战区在那次冲突中损失了1万多名精锐，一个中将军长和一个中将旅长，即使有军委会的命令，但是各地方军阀抗命的情况也是时有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多次发电催促**东南局书记项英以及新四军军长叶挺尽快撤出冲突区域。

但是令人担忧的情况还是发生了。项英以“处于第三战区包围之中，对**可能的突然袭击缺乏准备”为由，并不按**中央与中华民**事委员会指示的路线北渡移防前进。此举让本来就处于紧张关系的国共两方军队更是剑拔弩张。一方面第三战区的军队并不相信新四军改变向北迁移的路线是真的为了要撤到长江以北的地区去，黄桥事件的教训可摆在那里的。另一方面，新四军也不相信第三战区的军队会让他们平安离开，所以在行军中按照战斗队形展开，分三路行动，不断抢占沿途的高地和桥梁。

就这样你来一下，我来一下，逐渐将双方的摩擦推到了高『潮』。不耐烦的第三战区军事长官顾祝同命令发起全面的反击，于是第三战区之第32集团军8万多人将新四军的3万人围困在了茂林地区。与历史上不一样的是，新四军收紧了力量，而且军委会的战略协调委员会还待在第三战区，所以第32集团军没有敢贸然进攻。双方对峙了已经有十多天。

现在情况已经相当危急，两方的军队均已经忍耐到了极限，大规模的战斗一触即发。而日本人也得到了这个情报，已经整装待发，他们的目标不仅是双方撤出的地盘，而且还准备在两方斗得你死我活的时候来捡渔翁之利。

刚成立的军委会战略协调委员会不停地在双方翰旋，不过成效不大。接到**中央的指示后周先生也在重庆向军委会提出了严正交涉，不过第三战区似乎也不太买军委会的帐。在这种背景下，周先生又秘密地跟何俊才碰了一次面，看看空军能不能想想办法。

所以在今天，何俊才陪伴着周先生乘坐他专用的飞机感到安徽上空侦查双方的态势，第四飞行团派出了4架雅克1全程护航。

周先生从飞机的舷窗中向外望去，远远地可以看见一个大大的包围圈，在一些战略要地已经燃起了狼烟，显然小规模的冲突已经开始。

“鹏飞，形势危机啊。我党的一只手要是被斩掉，对整体的抗日形式会相当不利。”周先生焦急地说到。

“周先生，说到底还是双方的不信任啊。”何俊才摇了摇头说，想不到自己早就提醒了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是的，从1927年开始，国共双方已经争斗了十多年。那时候我们称他们为白匪，他们称我们为**。双方达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很多人的战友都是被对方消灭的。这些隔阂一时半或也解决不了的。”周先生说到。

“这我能理解，正是这样日本人才有机可趁，否则如果全国统一，我四万万人何怕那些东洋人。”何俊才点了点头。“如果我能成功劝退第32集团军，您能保证新四军部队按照‘皓电’中所言撤退到长江以北，继而黄河以北的地区吗？”

“我以个人人格保证！”周先生坚定的说。

“行！”何俊才点了点头，“那不才就试着协调一下。其实华中地区是日本人的核心控制区域，这里活动不开，华北的资源才更加丰富。”何俊才提醒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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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空军的势力参与到这场冲突的协调中来。新四军归还了黄桥战役中缴获的武器和装备，空军经济管理局补偿第32集团军10吨军火物质。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见好就收，决定卖空军一个面子，以后还得仰仗空军为他们赶走日本人的飞机呢。

空军派出了一些观察员来监督双方的停火和撤军。最终在一周的时间内，新四军渡过了长江地区。项英等人并没有像历史上那般突围后被叛徒杀害，而军长叶挺也并未在谈判中被俘，也就没有后来1946年的“四八”空难，历史在这里转了一个弯。

新四军的大部队得以保留下来，第32集团军也没有什么损失。新四军最终撤到黄河以北地区后跟八路军合并一处，整编为8个师的部队，『共产』党军队的力量得以进一步集中。这些活跃在日军控制区域的部队让新上任的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头疼不已。原本日军在华北方面投入的力量就不多，现在华中方面军还将如此强的一个对手赶了过来。这些『共产』党的部队可不比国民党的部队，每个都是百战的老兵，军事素质跟日本兵基本相当，而且『共产』党的部队不会跟日本人打阵地战，不会死守一处土地，麻雀战、地道战、游击战，各种战术让日军疲于应付。

『共产』党在华北广大的农村地区大肆建立根据地，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敌后的抗战形式如星星之火有燎原之势。

中国空军从去年以来对日本陆军采取了空中游猎的战术，不停攻击日军的后勤线。这种疲敌的战术让华北和华中的日军原本就脆弱的后勤补给更加雪上加霜，不得已收缩了兵力，只是固守数个大城市。广阔的农村和城镇地区就让给了抗日力量盘踞。所以新四军一到长江以北后才发现这里的抗日形势一片大好。不仅有广阔的回旋空间，跟日伪军展开游击战，也可以方便地从农村通过土地改革获得大量的兵员，简直太理想了。这跟以前在长江以南的时候的窘迫局面简直天壤之别。

况且中国空军腾出手来加入到对地攻击中后，日军也不敢大规模驻扎在一起，就怕保定军营的悲剧再一次上演。而分散驻扎的日本兵集结起来要花一定时间，这给反扫『荡』工作带来了便利。通常是大部队日军刚出发，抗日力量就躲得远远地，而且大部队的日军在这过程中还会受到驻八路军新四军联合指挥部的中国空军联络员召唤来的攻击机和轰炸机的袭击，有几次损失惨重。所以日军的扫『荡』逐渐变成“夜间工作”，范围也只能覆盖城市周边十几公里的区域，这进一步让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生存空间扩大。

在上次元旦期间的保定轰炸中，八路军的部队乘『乱』将中国空军轰炸后的保成城西关地区以及南北的日伪军军营清扫了一番，缴获了大量的武器、粮食和被服以及贵重物品。整个八路军对中国空军的态度大为改变，特别是空军联络员进驻，为八路军提供空中保护和对地支援后，这种合作关系更是进一步深化了。如果空军飞行员被击落在八路军控制区域，八路军会不惜一切代价将其救回，这中间演绎出许多的故事。

当几年后蒋介石看到八路军和新四军蓬勃发展的态势后，哀叹了一下当初的错误选择。要是新四军还在长江以南，而八路军在长江和黄河之间，有自己和日伪军看管着，哪里会发展到如此庞大啊。不过那个时候他已经无力阻止这一切了。

国际上对这次皖南危机的成功解决非常高兴。苏联、美国和英国的大使通过军委会的战略协调委员会施加压力，希望能和平解决此次争端，蓄积力量一致对付日本人。当得知通过中国空军作为第三方将这次危机成功化解后，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分别发来了电文祝贺此事，对中国空军所起到的作用表示了大力的赞赏。中国空军在国际上的地位得到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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