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盛孝文皇帝刘彦钊的烦恼，早在他成为太子之前就已经存在，只不过那时烦恼的人是高祖翊武皇帝刘义臻，而不是这位继任者。
当年刘义臻见刘彦锋难堪大任，逐渐起了易储之心，然而谁来当这个新太子，老皇帝也在暗中考察。那时最有可能与刘彦锋一争高下的是刘义臻的次子、燕王刘彦钧。
前太子刘彦锋与燕王刘彦钧都是刘义臻的原配张皇后所生，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由于刘彦锋常年在外领兵，当时刘义臻身边就只有这个次子刘彦钧已成年，故而他就被父亲带在身边学习政务、处理国事。由于他精明强干，久而久之，在朝中积累了一批拥护者，就与太子有了争锋的本钱。
“太子逆案”发生后，刘彦锋被废为庶人，老皇帝在犹豫新太子人选之时，不少大臣趁机站出来为燕王刘彦钧作保，请求皇帝册立他为新任太子。这些大臣不少都是以杨彦坡为首的“清流派”，他们视刘彦钧为“贤王”，是继承大统、稳固江山社稷最合适的人选。
大臣们的举荐固然诚恳，但他们忽略了老皇帝的天子之心，他们越是这般声势浩大地推举燕王，刘义臻在大臣们面前的态度就越发模棱两可，因为在他的心中，已经彻底将这位“贤王”排除在了新太子人选的名单之外。
除了燕王刘彦钧，三子齐王刘彦钦资质普通，只想做个平安王爷，故而早早就向老皇帝表露过让他“就国”的愿望，所以刘义臻也没考虑过让他继位；四子蜀王刘彦锡虽然天资聪颖，但他的生母是前霄公主，老皇帝担心立他为太子会招来一些人的非分之想，所以也早早地打消了这个念头。
如此一来，刚满十六岁的幼子晋王刘彦钊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老皇帝的视线里。刘彦钊从小聪明伶俐深得刘义臻的宠爱，不过由于年纪最小，也没有让他接触过政事，所以在朝中的支持者也是最少的，这一点就远不如燕王刘彦钧有优势。不过好在他的母家是晋原望族，这一点就比蜀王刘彦锡“根正苗红”。思来想去，刘义臻最后还是决定先培养晋王刘彦钊一段时间，看他的进境如何。
这段时间，在老皇帝的刻意栽培和崔夫人及其母家的扶持下，晋王刘彦钊的进步非常快，渐渐引起了燕王刘彦钧的警觉。一开始他只是指示追随的官员在一些小事上对刘彦钊接手的事务进行掣肘，后来竟有一些心向燕王的御史站出来直言不讳崔夫人干政，矛头直指晋王。
燕王背后的这些小动作当然逃不过老皇帝的眼睛，他预感到立太子之事如果再拖下去，恐怕会演变成二王相争的局面，甚至发生***。因而他在自己执政的最后一年，亲自写下册立晋王刘彦钊为太子的诏书，将燕王、齐王、蜀王分封就国。
立谁为太子的问题解决了，老皇帝还必须解决更为棘手的问题——辅政大臣的人选。如果说“立太子”是关乎国本的核心问题，那选择辅政大臣就是关乎国本能否稳固的重要关键，这个问题其实早在“太子逆案”之前就已经有了初步的方案。
按照刘义臻的规划，辅政大臣主要由“三公”以及大将军四人组成。萧子康去世后丞相之位一直悬空，不过由于老皇帝一直大权在握，所以他在世时有没有丞相都不要紧；然而一旦新皇帝继位，如果最重要的丞相之位所托非人，很有可能引起极大的隐患。那时，刘义臻最属意的丞相人选是故御史大夫秦懿。
秦懿为官清廉刚正，在御史大夫的任上替新朝革新了不少吏治方面的积弊，在“清流派”和“京晋望族”之中都颇有威望，让他担任丞相一职也属众望所归。然而“太子逆案”之后，秦懿卷入逆案之中，在狱中自杀身亡，老皇帝震怒之下将他三个儿子发配南疆，所以这个最关键的人选迟迟无法确定。直到临终前，老皇帝才决定由崔夫人的族叔崔宪担此重任。
崔宪原先的官职是丞相府长史，秩级远不如“三公”，也比不上“九卿”，但在丞相之位空缺的数年中，他事实上担当着“准丞相”的角色，分量虽不如太尉和御史大夫，但也可比肩“九卿”。最关键的是这位崔宪谨小慎微，由他担任丞相，虽然做不出什么大业绩，但至少能保证政权的平稳过渡。
第二就是太尉的人选。太尉杨彦坡前文已经介绍过了，是“清流派”的领头人，也是老皇帝的左膀右臂，在“太子逆案”中发挥着非常特殊的作用。就是这样一位老臣、功臣、旧臣，却是老皇帝最不放心的一个。
首先当然是“废太子”的方案，最后却弄出了个“太子逆案”，老皇帝虽然表面上没有斥责杨彦坡，也没有任何处罚，但内心深处总会不自觉地会将长子的死与这位老太尉扯上联系，再加上其曾明确支持过燕王刘彦钧，所以刘义臻断然不敢将他提为丞相，而是保留了他太尉的官职，自动进入辅政大臣的序列。
第三就是御史大夫的人选。秦懿自杀后，御史大夫之位空缺，老皇帝曾属意的巡察御史白绍川也因“太子逆案”身故，一时间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但既然立了太子，就必须要将新朝的班底打扎实，新皇帝才能坐得稳。
新丞相崔宪是“京晋望族”、新晋外戚，老太尉是“清流派”、开国功臣，这位新的御史大夫不能是这两派之人，否则三驾马车就会面临失衡的风险，这是老皇需要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因素是，御史大夫掌管着监察御史和巡察御史两院，负责全国吏治，责任重大，所以又必须是有名望、有担当、有能力之人来担任。而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之人却是少之又少，考虑再三之后，他征求了新太子的意见——其实就是让他提拔自己的心腹。
出乎老皇帝意料的是，新太子刘彦钊没有趁机提拔崔氏一族或者与之有姻亲故旧关系之人来担当重任，他推举的竟然是早已退隐多年的原太常卿、前太子少傅赵扶稷。赵氏是“恒阳望族”，与崔氏这个“晋原望族”还是有些区别的，而且赵扶稷也曾蹲过前霄权宦的大狱，性格、经历、背景与故御史大夫秦懿颇为相似，所以由他担任御史大夫一职，倒也算合乎情理。不过这位赵老先生毕竟年事已高，当此重任难免有些力不从心，因此刘彦钊又推荐了几个精明强干又无甚背景之人充当其助手。对此老皇帝不假思索一概准奏。
这最后一个人选就是大将军，这个人不直接参与朝政，但却是最为关键之人，因为他手里掌握着天下兵马，是拱卫新皇帝、新朝廷的重要保障。“晋原旧部”是刘义臻起家的资本，他当然要从这群老伙计中挑出合适的人选来担此重任。
起初这个人是周绰，他熟识军务之余，颇有全局观，这一点就比李元疾之类的战将强上很多，只可惜他是前太子刘彦锋的党羽，“太子逆案”之后就被贬为武狩郡守，很难相信他会全心全意拥戴新皇帝。因而这个位置就落到了李元疾的手里，这位当世名将虽然不谙政事，但对老皇帝忠心耿耿，在新太子的人选上也没有明确的倾向性，可以确保帝位的顺利传承。而且提拔他为大将军还有一个好处——李元疾在军中的威望极高，此举可以大大地提振军队的士气和忠心。
老皇帝刘义臻的烦恼解决之后，新的烦恼就留给了新皇帝刘彦钊。
首先就是这位丞相崔宪，谨小慎微是好事，但这位丞相却谨小慎微过了头。刘义臻提拔他到这个百官之首的位置是想让他好好统领百官辅佐新皇帝处理政事，但这位丞相大人在刘彦钊刚刚继位之时就提出辞呈，这令新皇帝有些哭笑不得。
刘义臻将崔宪放在丞相这个位置上，就是想让他帮刘彦钊尽快掌握朝廷政务、竖立新君威信，以便新皇帝可以尽快坐稳江山。然而活还没开始干，这位丞相大人就先撂挑子不干，而且理由非常地“为江山社稷长远计”——鉴于前霄外戚干政的惨痛教训，身为外戚的崔宪不应担当“九卿”以上的官职，因此提出辞呈。
无奈，既然老爷子提出辞呈，身为晚辈的刘彦钊哪有不批准的道理，但在批准之前还是得帮忙做一件事——将“三公”变为“六公”就是刘彦钊假借崔宪之手做的，而且这一手做得非常漂亮，令朝野上下对新皇帝刮目相看。
第二个烦恼就来自于新任御史大夫赵扶稷。按说这位老大人不该给新皇帝添堵，但他实在是老了，没有那么多精力花在政事上，实际上御史监察院的事情还是由刘彦钊当初推荐的那几个人来主持。但他们名望低、经验少，纵然有满腔的忠诚的热血，无奈才一、两年的时间里就将京中官员得罪光了，刘彦钊为保住这些人不得不将他们派到地方任职。而在这过程中，赵扶稷竟然没有尽到一丝主官的责任，简直将这个“虚职”做到彻底了。
第三个烦恼来自于当世名将李元疾。李元疾在刘彦钊刚继位之初尽心尽职起到了保卫新政权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身为“战将”的局限性就暴露无遗。朝堂军议上，但凡朝廷政策与边关驻军有所冲突的问题，他毫无例外地站在边关驻军的角度为他们辩护，而丝毫不考虑朝廷的难处，甚至为此不惜与众多文官当庭争辩——譬如此次关于“朝廷马政”的御前会议——使得他与文官间的关系极不融洽。
由于这一点，不得不使刘彦钊的视线重新转向原大将军周绰，本想着将周绰提拔为安西将军会令李元疾有所警觉，但这个脾气执拗的名将仍然不知收敛，依旧我行我素，结果只是招徕更多非议和新皇帝的失望而已。
然而这三个人带来的烦恼都不是刘彦钊需要迫切应对的，因为最大的挑战来自于辅政大臣中的最后一位——老太尉杨坡，原名“杨彦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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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