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一鸣对于东欧剧变的插手不多,相对而言他更着力于猛拼国内经济上面。经过了头几年适应和筹备期,天朝的经济增长开始以令人无法想象的速度突飞猛进起来。不考虑BNH汇率被低估（主要为便于出口）,以美元计算的GDp数量,现世天朝的经济规模齐一鸣大致估算应该是后世97年金融风暴之前的中国经济量。

特别是进入到今年,中国提前复关的大计正式完成,齐一鸣虽然没有出席活动,但已经感受到了恢复关贸总协定成员国身份后,对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的增幅有多么的巨大。原本凭借一些优势产品,中国商品已经打入了不少国家的市场,现在取得了关贸总协定中“关税减让”的优惠待遇,一些西方有识之士开始忧虑中国商品会严重冲击本国民族产业。

由于BNH币值得严重低估,物价水平稳健、城乡居民薪资大幅上涨等复合因素影响,获得齐一鸣红警基地各项技术支持的中国国有和私有企业在质量和超前性等商品消费特征上占了不少便宜,齐一鸣很早就参与过商务部牵头的吹风会,强调保障出口暴利政策。很多企业的出口商品,比如一辆汽车,在国内卖可能只卖一两万块钱,但是到了国外至少是一两万美元,也就是说出口价是翻了至少八倍。就算这样,也差不多跟日本车的价格持平甚至还略低。

另一个位面中,为了出口创汇,增加本国商品出口竞争力,国家一直都维持出口退税的政策,也被很多西方国家指摘,不过一样维持了几十年,至齐一鸣穿越之前还有这事儿。放在本位面齐一鸣很果断地停止了出口退税这回事。

一想则明,一家车厂造车本国卖一两万都是至少100的利润率（成本利润率,即利润除以成本）,卖到美国和西欧国家,销售金额翻八倍,这种暴利恐怕毒品什么的都快赶不上了。这种情况下,国家收个十几百分点的出口关税也没什么好说的。

而且越是工业技术门槛高的产品暴利越厉害,如普通的轻工纺织类虽然利润也很可观,但是绝没有卖汽车、买机械、卖轮船这样暴利。另外需要提及的是,具有这种技术水平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大型国有企业,而这些企业终究发完工资福利,自留发展资金之后,大笔的分红利润是上缴国资委这个超级大股东的。这笔钱又成了国家财政收入,再度投入高铁建设、港口设施建设、教育医疗等一系列对公众有利的事业中。

齐一鸣相当明白,这种局面不可能维持多久,大约也就是一两年时间,等鬼佬们发现了有人在闷声发大财之后,肯定要像逼迫日本一样逼迫中国签个类似广场协议的东西。自然以中国的体量不会跟日本一样别无选择,就算是调节了汇率和其他政策,这些企业的竞争力仍旧显著。只要没有恶意的贸易壁垒,就算是币值合理化,他们也不会太受影响。

另外这种过分低估的汇率同样也不是健康的,这样是有利于出口,国家自给自足的能力也比较强,不太用考虑进口的事情,不过健康合理的贸易不能让顺差变得过大。另一个位面中,齐一鸣是生生目睹着巨大的贸易顺差加上西方的一些其他推手,使得国家在经济发展迅速的同时,承受了巨大的通胀压力。

再者说,随着经济发展,国内的资源肯定就不够用了,进口铁矿石、铜矿、油气等,如果本币价值太低,同样会提高自己的生产成本,而且炒高世界资源市场价格,对于世界经济的破坏性就更大。中国并不是只有自己在这个大锅里吃饭,把锅给掀了,自己也会饿着。

所以齐一鸣的打算就是,靠复关头几年的超级红利,同时顶着西方的压力硬撑,直到没人愿意跟自己玩了,然后再调整比较合理的汇率。而借着这几年的功夫,完全可以做成一个国家原始资本积累的黄金期,也许只需要到1995年左右,国家的经济总量就能达到他穿越前的2052010的水准。到时候腰包鼓鼓的天朝,自然就能获得经济方面的巨大影响力。

不过即便此时经济尚未达到绝对力量的水准,中国经济体的能量也已经初步显露了。按照国家统计局的预测,至193年本国人均GDp可超过1060BNH,虽然计算美元也就是一千来块,但实际的生活水准很可能接近另一位面26年左右的水平。

经济统计数据说明不了太多问题,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事件就是,拿着美日等国经济援助的中国,有了那么一点余钱,也开始准备搞BNH援助了。

这种看似不靠谱但实际很现实的事情是齐一鸣张罗的,而援助的对象不是什么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而是东欧的强国——南斯拉夫。

赖振平乘坐一架62飞机,以中国商务部官员的身份来到了贝尔格莱德。他在下飞机之前还在不断地温习资料,虽然作为一名天资纵横的红警经济政治间谍,他的能力和见识都很不错,但每当处理重大事件,他与常人也没有什么区别,都是要做大量的准备。

南斯拉夫的经济跟东欧和苏联很多其他国家一样,走入了一条死胡同。铁托时代的南斯拉夫无疑是中国人民所向往和钦佩的国度,著名的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等一系列电影,使得很多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国人有一种特殊的南斯拉夫情节。进入改革开放之后,有相当一部分人在研究如何借鉴南斯拉夫的经济发展,摆脱中国贫穷落后的困境。

南斯拉夫因为与苏联决裂,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叛徒”、“修正主义国家”,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苏联体制的道路。铁托时代实行中央给地方放权自治的体制,允许一定的私有经济以及允许人民拥有私有住房。至1976年,全国有3%勺人民拥有自己的汽车,每B个家庭拥有一台电视,每2l个家庭拥有一部冰箱,所有7岁到15岁的儿童都可以免费受到B年义务教育,具有自己的医疗福利制度,识字率达到9。可以说中国人改革开放三十年奋斗得到的东西,甚至是没有得到的东西,南斯拉夫人在七十年代就有了。

但铁托体制同样有着隐患,首先他的放权体制造成了中央权威的削弱,放权本身没错,但是放得太多了,一些东西没有收在手里面就容易造成问题。比如南斯拉夫有两千多万人,但却有种族、信仰和文化都迥异的多个民族,这些各民族生活在不同的地区,发展程度也不平衡,而且也没有一个占绝对优势的主体民族,所以实际上利益盘根错节。

如后世被指为种族屠杀刽子手的米洛舍维奇,他自1987年上台以后就开始推行他的民族主义,“大塞族主义”,铁托时代一力推崇的民族和解和融合政策就因为米洛舍维奇拥有足够的权力,而无法被中央政府叫停,当然不排除有些人也根本没意识到什么事情正在发生,或者乐见其成。

特别是当经济情况开始下滑之后,种族的矛盾和利益冲突使得南斯拉夫人没法统一在一起共渡难关,很多人只狭隘地思考自己的相对利益,而不顾整个国家的兴衰,比如斯洛文尼亚因为经济发达,所以不愿意支援马其顿等落后地区,截留对这些地区的援助和补贴,而马其顿等落后地区因为无法得到资金维持发展和生存,则对中央政府和其他地区的人心生怨怼。

赖振平自己的分析中,还有另外两点导致南斯拉夫困局的重要因素是,一是正因为经济好,居民富裕,所以当地人对于生活发展类甚至奢侈类消费品有着比较大的需求,南斯拉夫需要举债供应本国居民的消费。而且这种消费欲望的增长跟本国工业增长和经济成长并不匹配,在七十年代石油危机、八十年代世界经济紧缩之后,更严重挫伤了南斯拉夫的经济发展。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西方的冷箭,本来南斯拉夫为了更好发展经济,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准备贷款振兴经济,可是最终他们越借越穷,而且还让西方把手伸进了自己国内。受到西方影响的南斯拉夫人开始否定自己国家的意识形态,特别是经济情况不好的状态下,更加不满。而西方则靠着各种方式压迫南斯拉夫做出更加会将南斯拉夫推向深渊的“改革方式”。

八十年代末的南斯拉夫,人民收入下降,生活水平下降,因为财力不足,市面上见不到什么太多消费品,再加上累积的越来越多的民主化呼声和民族矛盾,使得南斯拉夫也出现了积重难返的征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南斯拉夫总理马尔科维奇访美,希望能够获得美国的援助,不怀好意地美国人“慷慨地”愿意给予援助,而条件是——休克疗法——冻结工资物价,货币贬值,逐渐解体公有制经济、更自由的外国资本经营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