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沽口历来便是中国明、清海防要塞，位于海河入海口处。西北距北京约一百七十多公里，东濒渤海，西邻海河平原，隔河与塘沽相望。
“地当九河津要，路通七省舟车”，大沽口素有京津门户、海陆咽喉之称。早在明永乐二年成祖朱棣建都北京后，便在天津筑城设卫，于大沽海口筑墩设炮；至清代，置大沽协镇营；到了明军光复江南之后，又建大沽南北炮台、炮位，防兵从两千增至八千。
但是当明军的舰队用佯攻进行袭扰后，清廷发现塘沽的防御力量和体系还是不够完备。因为要防守的地方并不只是一小块，其中包含着大沽北岸、南岸、草头沽、石头缝、南滩等，这些地方都是构成大沽要塞防御体系的一部分。
况且，对于登陆作战来说，如果有现成的港口设施，固然能够加快运载兵将和物资上岸的速度。如果没有，也并不是无法克服的困难。
换而言之，明军可以选择天津和塘沽作为突破口，也可以选择其他地点登陆。当然，威胁最大的是天津，但其他地区也不容忽视。而且，在明军大规模登陆成功之后，如果只凭天津的驻兵，便显得兵力有些不足，或者是防御纵深不够了。
这样分析下来，调拔禁旅八旗赶赴山东，京师的安全就难以得到切实的保证。而京师一动，带来的不只是军事上的影响，而是政治上的全面被动。对于目前孤立的形势，以及内部的不稳，满清还是看得比较清楚的。
所以。满清不敢置京师的安危于不顾，而在山东进行押上全部筹码的一搏。或者说，清廷改变了调兵的地方，从宣府和山海关一带抽调兵力，以增援山东。
虽然同样是增派兵力。但从京师和从宣府、山海关是不一样的。起码在时间上，要晚上一些，这无疑给明军争取了在山东稳固的时间。
而在另一方面，尽管受限于粮草物资，明军继续大举增兵有些困难，但筹集物资的工作一刻也没停。便可以使明军采取加油战术，以每十天两千人的规模向山东投入生力军。
能够夺取并占领控制渤海湾的基地便是胜利，而如果能在山东吸引并消耗清军的力量，也不失为一个有利的策略。就凭满清目前的财力人力，明军只要与其进行持久的消耗战。便足以拖垮满清。
明廷已经意识到了战争要最终获胜的重要的一点，便是不能给满清调整喘息的时间。使其在漕运断绝后，只能为支撑战争而采取横征暴敛的手段。民怨沸腾，正是明军要充当解放者，受到拥护支持的关键因素。
事实上也正如朱永兴等人的预期，在攻掠山东的过程中，散布于胶东各地的于七所部配合明军，使得战事发展极为顺利。比如栖霞的郝晋、莱阳的宋番宋琬兄弟、宋继澄父子。还有即墨黄培等等，或制造混乱，或开城响应。激烈并耗时的攻城战在初期几乎没有发生。
等到明军水陆大军会师，截断了胶东半岛与山东内地的联系后，那些被孤立的县城便无心死守，纳降、归顺者比比皆是。
当然，这也是在整个逆转后的大形势下，满清内部人心开始涣散的一个体现。而这样的状况并不只限于山东。突然发生在怀庆（曹河南沁阳地区）的叛乱，令满清更感震惊。
河南怀庆地区紧靠畿辅。邻接秦、晋、齐、楚，属“四达”之地。驻守武将为河北总兵蔡禄。蔡禄与已经反正投诚的襄阳总兵官杨来嘉同是原郑成功的裨将，率部投降清朝，特赐给左都督，从优提拔，出任河北总兵官。明军光复大江以南后，蔡禄便接到了国安部秘谍所携来的杨来嘉的策反信，开始着手准备发难。他偷偷制造鸟枪，购买骡马，并在国安部密谍的指导下，命兵丁以捕鱼为名，身披铠甲而行，实则是军事演习。
虽然计划中蔡禄的起义要等待合适时机，但由于有人告密，清廷得到了其要举事的紧急奏报，立刻派出内大臣阿密达领护军赶赴蔡禄驻防地怀庆（河南沁阳），“详问蔡禄捕鱼之由”，实则要缉拿问罪。
这个情报被国安部获悉，立刻通知了蔡禄，使其能够提早准备，紧急应变。等到阿密达率领护军到达怀庆东郊时，突然遭到了蔡禄父子及其侄儿蔡鼎席等人所率兵马的伏击，在箭矢、鸟枪、火枪的攻击下，护军损失惨重，阿密达受伤而逃。
而蔡禄等人击败阿密达后，立刻带领起义官兵携着府库粮草辎重突围，趁着清廷围剿大军未至，进入了太行山据守。
从军事上说，这只是满清的一次小败，从政治上讲，却是一次危机。因为怀庆已属近畿辅地区，蔡禄父子的谋叛事件，深深地震动了清朝统治集团，时时有一种危机感袭来，使他们无法安枕。
“扑灭不及，而中州**，兵民为之不宁矣！”、“百姓惶忧，乱萌难遏！”……
急奏接连而来，使清廷更感到了京师的安全已经或者将要遭到威胁。本来派出阿密达急奔怀庆，是要出蔡禄之不意，不等他部署抗拒，措手不及之际束手被擒，而“抚定其一军”，使“大江南北安堵如故”。却没料到行动失败，这是否会引起更多的叛乱，而且是在畿辅地区，清廷不得不担心顾虑。
而蔡禄父子的叛乱所带来的影响还不只这些，本来对绿营和汉官汉将便不放心的清廷，此时更加的提防。但提防的措施要采取，无疑会削弱绿营的战斗力，增加绿营兵将的离心倾向。
显然，满清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既要利用绿营，又要防范提防。虽然这种状况是早就存在的，但形势不同，效果自然各异。在满清势大连胜的时候，即便绿营有怨言，也不敢反抗；可在满清弱势之后，由思想变成行动，几率便成倍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