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文化史是由经典写成的，一个民族的精神厚度也是由经典来承载的。经典是一个民族的肌骨，没有经典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中国历史上的三坟五典、四书五经是经典，唐诗宋词、四大名著是经典。这些经典成为那个时代文化高度、思想深度的标志，它凝聚了当时的先进文化精神，体现了历史的进步要求。

经典不在数量而在质量，不在厚度而在深度。马克思煌煌巨著《资本论》是经典，簿簿一本《共产党宣言》同样是经典。乾隆皇帝有一万首诗，无一经典；张若虚一首《春江花月夜》盖过全唐。孔子的《论语》，不过一本簿簿的小册子，却是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的经典；老子的《道德经》，只有区区5000字，连小册子也算不上，却洋洋洒洒博大精深。托马斯·潘恩出版于美国建国当年（1776）的《常识》一书，只有50页，但它却成为改变美国命运的一部书，因为它比任何一种别的出版物都更能说服当时的公众舆论，支持北美殖民地从英国独立出来。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是一本簿簿的小书，但它的分量比汗牛充栋的一部百科全书还重，因为它表现了一个思想家与愚昧斗争的智慧和勇气。

经典决不是轻易得到的，正如一位外国作家说：“请原谅我写得太长，因为我实在没时间写短”。他深有体会地告诉我们，文章写短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它需要千锤百炼。

因此，可以说任何一部经典之作，无一不是反复锤炼的结果。“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是锤炼，“语不惊人死不休”是锤炼，海明威写《战地春梦》仅第一章就修改了五十余次。他认为第一稿总是不值得人读的。王尔德比海明威还下功夫，他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只校对了他自己的一首诗，删去了一个标点符号。他们都在着力打造艺术经典。

然而，文字的锤炼，并不是让作品成为经典的关键所在。经典的打造还必经过“火的冶炼”、“血的淬火”。所以拿破仓说：“世间各种书中，我独爱以血写成者”。用“血”写成的书，最真诚、最无私、最博大、最智慧、最精华、最宝贵。歌德写《浮士德》用了六十年，他这些几乎付出了毕生的心血：曹雪芹倾其一生，只留下半部《红楼梦》。奥威尔一生颠沛流离，疾病缠身，在流亡中写下了《动物庄国》等为数并不算多的作品，为此他付出了所有的心血，去世时年47岁。诗人余光中在《致奥威尔》一诗中写道：“垂死的肺病患者，三十三年前，自己的喘息都已不继，就咳尽你一腔的热血”。奥威尔用生命和热血写成的力量却是无穷的。这样的书，无疑是人类文化的经典。

没有经典的民族在文化上是站不起来的。写作者要有“钙化”民族文化的理想，倾力打造经典。换句话说，写作者莫求著作等身，而求自己的著作能在图书馆书架上长久地站居二寸的地方就行。然而，要使自己的书有“二寸”之地，就必须用血与火铸造时代的抗鼎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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