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农业文明时代，古典文学中有关性的描述，一直是害羞地躲藏在爱情背后的，“爱”是一道蚊帐，有遮蔽的功能，蚊帐里面的活动，不可示人却是诱人的。进入20世纪初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在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启蒙下，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那个时期文学中所诉求的性苦闷性压抑，上升到人性的层面，祈望灵与肉的结合，传递出鲜明的人文主义色彩。但20世纪后半叶的前30年中，文学形态却发生了根本的逆转，在革命和理想的狂热中，爱与性逐渐推出文学，蚊帐换成了铁幕和高墙，铁幕不再是遮蔽而是隔绝是封锁，到“文革”，不仅任何带有“性”气息的文字都已消灭干净，就连“爱情”在文学中都是讳莫如深了。

1978-1979年，一些中短篇小说率先冲破了这道封锁线，重新寻找爱的权利和位置。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多数沉重反思历史的作品，都在批判中夹上了浪漫的爱情故事，可称作“爱情三明治”。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爱情只能有一种固定的传统模式：张洁的短篇《爱是不能忘记的》，描述了一段铭心难忘的婚外情，尽管男女主人公仍局限于传统的柏拉图之恋，还是遭到了批评界的严厉诘难；本人的中篇《北极光》，只因未婚的女主人公对于自己的理想中人，有过三次纯真的选择比较，也被报界作为一种道德的歧途而多次连篇累牍地批判。不过，对于异类爱情故事的排斥和抵触并未持续很久，很快，文学作品中的爱情含量急剧增大，那些试图讲述纯粹“情爱”故事的言情小说开始崭露头角，以严肃的或羞涩的面貌迅速蔓延。在这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爱情小说中，“性”开始以隐蔽的含蓄的方式悄悄出现了。如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铁凝的《玫瑰门》，王安忆的《小城之恋》为代表的“三恋”，等等，都曾在一段时间内掀起轩然大波。“性”比“爱”更具攻击力和征服欲，涉猎情爱婚姻的作品未有收敛，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到了20世纪90年代，似乎由于政体国体多方面的禁忌，作家的文学情感不得不另辟蹊径，转而寻找其他出路，而商品经济的大幅度开放恰恰为此提供了湿润的土壤。几乎在很短的时间内，文学中**描写已是势如破竹，锐不可当。其中如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肥臀》，在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中，都以极其重要的篇幅和位置，表现了中国人半个世纪来被荒疏被阉割了的情欲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这一时期更年轻一代如陈染、林白等女作家的作品中，个人情感和生命体验上升到主体地位，从此改变了“爱情三明治”的模式，而成为纯浓的私人苦咖啡。

回顾20多年循序渐进的当代小说发展路径，可以清楚地看到爱与性之不可抗拒的必然规律，及其在文化内涵和思想层面的深度进取。直到20世纪末，中国内地的许多作家才无奈地承认，多年来躲藏在“爱”的帷幕之后的“性”，是人生苦乐和复杂人性的极致，是生命的颠峰体验。无“性”的人是不健全不完整的人，无“性”的文学是单面的畸形的虚假的文学，“爱”与“性”是一个无法切割的整体，探究无“爱”的性和无“性”的爱，将有助于我们寻找人类痛苦的根源。我们终于有勇气大声说：文学中表现“性”不是丑恶不是**不是罪过，而是文化是美学是尊严。

这对于海外作家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中国内地的作家在一百多年里兜了一个大圈子，才在20世纪末临近的时候，终于依山傍水安营扎寨。

于是今天以及今后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再是能不能表现“爱”与“性”，而是如何表现“爱”与“性”。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内地的文化市场逐渐形成。一般来说，市场是由需求决定的，而人的需求是由当下的人的生存方式、生活观念和文化底蕴所决定的，有什麽样的需求就会有什麽样的供给。因此，在那个盲目无序、混乱嘈杂的市场上，情况突然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在一个昔日谈“性”色变的所谓正人君子的国度。重心骤然倾斜，似乎是为了对大众被囚禁锁闭太久的“性”趣作出某种补偿，“性”文化很快成为市场的抢手商品，如开闸的洪水铺天盖地而来。一时间书摊书市充斥着格调低下、粗糙污浊的庸俗读物，以取悦大众的性饥渴和性迷惘。在这个处处遗留着落后的封建习俗、由知识和文明程度普遍低下的市民、农民、打工者和暴发户等阅读主体混合而成，建立在贫瘠单一的文化基地上的不成熟市场，被商业时代的利润原则所驱动，炮制出大量根本没有资格被称为文学的流行书刊。在这些色情小说中，“爱”与“性”是分离的，无“性”不成书，无“性”不赚钱，“爱情”只不过是一块金字招牌或是诱饵，“性”已无可奈何地沦为娱乐和消费的商品。无论在“爱”或是“性”中，我们嗅到的都是金钱的气息。在这个由大量男性读者为主体的市场需求背后，我们发现女性的有效需求是如此不足。需求既是一种愿望，实现愿望则需要有实力的支撑，在一个长期以男权文化为中心的社会里，丧失了经济权利和个体意识的女性，“性”自然成为一种无效需求。

那么，文学的情形又是如何呢？超然于低俗的大众文化之上的纯文学作品，显然希望与此划出泾渭分明的界限。然而，文学必定是社会的产物，是作家个人情感和思维的创造物，当作家们脱下衣衫**裸“涉入”爱河时，一不小心就露出了臀后的尾巴。令人不能乐观的是，文学历经20年的辛勤耕耘，收获的果实上仍然保留了根深蒂固的男性文化和小农意识的“残余农药”。在一些来自乡村的男作家的作品中，满怀对女性的玩赏心态，女人依然是“性”的代词，是提供肉体慰安或心灵慰安的对象物，是履行“性服务”的工具。在男性书写中，女人被塑造成千古不变的****性感尤物、祸水或弱者，女人始终处于寄托并维持着他们对封建文化的眷恋；他们排斥或贬损城市的知识妇女，因为独立的城市女人正在毁坏他们为多年来女人构筑的囚笼。纵观历史，“男性本位的文化为女人创造出两种文化境遇：一种是被“包裹”——身体的包裹：如束胸、缠足、贞节带、非洲的**缝合术，还有行为规范和心理情感的严密约束等等，全方位展示了男性将女性之“性”作为私有财产的占有欲。另一种是被“剥离”——女性的文化内涵与文化外衣被男权之手一层一层剥离，到最后只剩下一个**裸的身体。而“包裹”和“剥离”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功用，“包裹”是为了把女人塑造成符合社会标准的商品以供出售，而“剥离”的目的则是为了尽情地享受这一商品的价值。在这种深厚的男权文化积淀下，我们何以奢望男性文学能够自脱窠臼——他们乐此不疲地用文字包裹女性再剥离女性，创造属于男性的“性文学”然后供男性欣赏享用。在这些作品中，男性是一切**活动的主宰和中心，爱情成为被男性之“性”噬朽了的空壳、一座被架空的空中楼阁。

流行的大众文化中姿意肆行的俗“性”，与所谓的精英文化中男性立场下不经意泄露的雅“性”，是当下文化现状中的两极，两者遥相呼应，夹击着、围困着寻求身心解放的今日女性。

所幸的是，活跃在当下图书市场上的许多女性作家，已逐渐走出被传统文化框定的误区，正在用她们的笔“重振河山”，彻底打破了文学中“爱”与“性”的千年秩序，用女性独特的视角和立场，以女性的叙事方式和女性话语，以女性的审美意识观照人生，创造着完全不同与以往男性作家的“性”文学。

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了主动意识的女性文本，改变着男性本位文化中心视角的“他者”位置，呈现出女性主体在“我者”上的立场。无论是从对理想双性世界的积极想象与建构，还是从两性对峙状态的惨烈写真与破坏，都表明了“我者”主体对外部世界“指控”。长期以来被男性文本为中心的文化意识所有意或无意掩饰、抹杀、轻视的，属于女性最隐蔽的体验和感受，开始被女性文本揭晓，女人所担当的**角色，富有自然性主动性选择性，因而带有了反文化反社会的意味。她们用自己的身体讲述那些曾经隐蔽于光明之下的黑暗，不再成为异性文化谋略下无辜的受害者。与此同时，针对女性解放自身的欲望，女性文本开始转向了对“我者”内部世界“自省式”的理性透视，思考传统的两性关系面临着怎样的危机状态，以及如何在即将崩溃的旧秩序和锐变的阵痛中寻找自己的新定位。

在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作家笔下，她们所创造的女性形象，与以往的文学作品中，那些总在等待他人舍取的女性人物，有了本质的变化。她们不再书写那种永无出头之日的异**精迷惘之战，而是对一切既定文化思维下的成规与想象，进行全方位的质疑与颠覆，以至发出了“不谈爱情”的呐喊。例如池莉的《绿水长流》，张欣的《爱又如何》，对经典的爱情神话中的虚幻性进行了无情的挑衅和嘲弄。这些几乎有些矫枉过正的女性文本，对于解构父权文化中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对于消解二元差异式**的女性角色品质，无疑有着进步的历史意义。然而，在人类的文明史上，“爱”与“性”始终是难舍难分又若即若离的，它们时时呈分裂状态，又常常向往重叠与聚合。有爱的性和有性的爱，永远都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举一个也许并不恰当的例子，即便是在动物**行为中，双方也仍是有选择地寻找自己喜爱的它者，古代三宫六院的皇上，也曾“三千宠爱于一身”。无论低级还是高级动物，天性和自然性都驱使它们寻觅并喜爱自己所中意的异性。所以，放弃爱情只能是一种阶段性的反抗形式，是不得已的退缩和逃避。文学强大的生命力，在于它从人性本质的真实出发，永远不放弃自己确认的价值取向。对于女性而言，她将以现代女性的自我意识去渗透女性心灵，进而逐步影响和改造男性。当女性具有足够的实力去与男性平等谈判的时候，女性才能实现自己的有效需求。

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李小江教授，在《解读女人》一书中写到：人自身的尊严感和对他人是否尊重，都会在性关系中充分体现出来——性，其实是人格的一面镜子。

事实上，在大多数女作家笔下，对于性心理、性意识、性感受的解构和分析，往往重于对性行为过程的直接描述，她们更注重“性”事中的双方所传递所赋予的爱意。“性”对于女作家来说，是爱情的升华，是人格平等的互动，它被寄予精神的厚望，甚至，性活动被视为女性自我实现的重要途径。

我在1996年出版的长篇《情爱画廊》一书中，尝试以女性的审美价值观来写“性”。我认为被爱所激发所驱动的情欲和“性”行为，两情相悦所创造的欢娱和快感，是生命中最美好最壮丽的时刻之一，是超然于实利和世俗之上的一种高尚境界。我强调爱与性的同步，正是为了抵抗流行文化企图将“爱”与“性”拆解的浊流。书中的女主人公大胆冲破了原来所扮演的贤妻良母的规定性角色，与一位他喜欢的青年艺术家发生了**，在她被爱所唤起的情欲和****中，她第一次体验到身心融合灵肉一体的**是如此的美妙。她身体的美只有在成为自己精神象征的前提下才是有价值的。为了彻底摒弃父权历史强加给女性的文化遗传，女主人公舍弃了原有的家庭，离开了女儿，对“母亲观”和她的“自我观”发生了猛烈的冲突，亲密无间的母女关系不再构成文化意义上的承继关系，而是悖离、中断，进而分崩离析。我希望能创造出一种具有现代女性美的形象，这不是被男性本位文化异化了的女人味，而是在一种开放的生活形态中，重新苏醒过来的那一部分被压抑的个性。

文化是被历史和人塑造出来的，在20世纪“爱”与“性”的观念震**，有助于社会的细胞更新和基因修复。现代女性将在思考和改变自身命运的同时，融入全人类的文明进步。我以为，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社会的文化大开放，文学与”性”将恢复它们原本密切的必然联系。特别是我们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贫穷走向小康的过渡时期，文学将随着“性”观念的彻底更新，进入人性化写作的更深层。

我相信，两性关系平等与和谐的未来文化将在这一过程中被重新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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