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绿的施伯列河，悄悄穿越这个被围栏隔绝的城市，显得深沉而宁静。水面上闻不到一丝硝烟的气息，只闻到河边的树林和房屋阳台上飘来的花叶香。如梭的车流、如网的街道像旺盛发达的血脉，突突跳动。霓虹灯闭目养神，却也在白日的细雨中发出朦胧的光亮。40年，是很久了吗？记忆忘却了生活，还是生活忘却了记忆？我不信它没有留下痕迹。是的，不信。我知道我在找什么。那儿——Kudan大街的小广场上，矗立着一座被昔日战争炸去了尖顶的旧教堂……
汽车从这座西柏林人特地保留下来的废墟旁边开过。在它的一边，建起了式样相异的另一教堂。
它使人想起一些什么？在这个苏醒的城市里，在这奔流的血脉和废墟之间，似有什么在骚扰你，令人不安，令人困惑。这只活蹦乱跳的羚羊，脖子挂着一串古老的风铃，叮当叮当，却是现代节奏，将人的神思弄得忽前忽后地错落，总像要想起些什么
这是抵达西柏林的第二天，安排我去参观一个展览会。我没有时间想什么。事实上我什么也没想起来。
“那是一个什么展览呢？”我问库冰。他是位汉学家，陪我去。
“我想，会很有意思。”他答非所问。想必他喜欢老庄。我便越发的虚无了。
天下着小雨。一条僻静的小街，一幢灰色的五层公寓。门口有一张广告，看不懂。仍然无法知道，那将是一个什么展览。只是发现了，它是小小的，义务的，根本就不收费。
走上楼梯，走廊里悄然无声。有一点儿神秘的气氛。淡黄色的墙，空空的，并无中国的迹象；正要进一步纳闷，门开了，霎时，吓一跳，愣在那里——打了一个照面，是一群墙上的中国人，确切说，是一张宣传画上的中国人。袖章红得刺眼，振臂高呼着。当年一样的**燃烧，羊角辫、黄军衣、红旗五星……
红卫兵厂，库冰肯定地判断。
大脑反应不仅迟顿，几乎就要凝固。这一切，似曾相识，似曾熟悉。却又绝对的陌生，绝对的不可思议。在这里，西柏林。
我的脚下是一个偌大的玻璃方柜，里面镶满了大大小小的毛泽东像章，少说也有几百只。金光灿灿铺了一地，晃得人头晕眼花。斜对面是一只大玻璃柜，里头陈列着许多毛主席语录卡片。“要文斗，不要武斗。”我瞥见一条。展厅拐过去，还有……
“我现在可以知道了。”库冰兴奋地宣布，“这是一个关于中国‘**’的文化展览。”“**”的文化。绕口令？在国内，还从未有过这样一个词句。“**”的文化？那是一次革文化的命的革命。革完命，该没有文化了。到头来，竟然也创造出一种文化来。文化竟是如此顽固的么？文化竟是如此善于繁衍的么？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呢？我突然充满了不可遏制的好奇。
尤其，这是在西柏林，在欧洲文化的围栏中。
我恍然是回到那个年代了。一个遥远的记忆，一个眼前的真实。真实得令人热血沸腾，令人触目惊心，令人毛骨悚然。
一张红卫兵小报，整版印着木刻的群丑图：《燕山夜话》、《海瑞罢官》、《二月提纲》……那是当年风靡全国的大批判漫画，在这张漫画面前，我笑过。
一本画刊，满目红色，红的缝隙里是黑。每幅画都有主题：“奋起直捣刘邓黑巢”、“革命三结合好得很”……我买过，十八年前。省下我的零用钱。
一只小小的铅笔盒，盖上画着飒爽英姿的队伍，是在拉练？串联？长征？我曾经多么渴望长征呵。最好是牺牲了回来。为井冈山，为南湖……
一只搪瓷杯，搪瓷剥落了，杯上的图案依稀可见，是大海航行靠舵手。这不会是我曾经有过的那只杯子吧？它最后被遗留在农场的土炕上了，怎么到了这里？
一面小圆镜，照出的人脸又歪又丑。只有镜面上的字是准确无误的：“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那时我根本不照镜子。不照镜子怎么能看见这两句诗呢？但我们只是看诗，不看镜子。当然，我们都会背。倒背，更流利。
一张年画，上面有一盏高高举起的油灯、一件红褂子、一条长辫子、一个小姑娘。一定是这么个题目：“从小就爱学英雄。”没错。当年，我买过一本钢琴伴唱《红灯记》，以为那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
还有一只小闹钟，漆成天蓝色，双铃马蹄。在闹钟的钟面上，有一本突起的小红书。我敢肯定当年我从来没见过这样一只小闹钟，否则一定会入迷地希望得到它的。它的时针指着8点一刻。可惜表上没有日历，不知是哪一年哪一天的8点一刻。它终止在这个每天都要经过的时间，长眠不醒了。
还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信封，信封上是各种各样而又千篇一律的语录，各式各样而又大同小异的邮票……
还有那么多的唱片：《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
还有塑料雨衣、糖盒、泥娃娃、茶壶……上面都是红字，都是最高指示，都是，都是……
我喘不过气来。
那些金光闪闪的纪念章，大如银盘，小似衣扣，像一只只冒着血丝的眼睛，逼视着我。我曾经为了换到一只比我原有的像章大1毫米的像章，“牺牲”了我最心爱的意大利风景画片。你们赔给我吗？那无邪又无知的岁月。还有墙上的宣传画：赤脚医生、女矿工……
太窒息了。空****的展厅里，挤满了记忆的精灵。它们复活了，便是如此疯狂，如此严厉，如此残酷。它无情地折磨你，让你想起些什么来。亮晶晶的橱窗，好似一面面畸形的哈哈镜，走出无数个十几年前的你——自己和我们。呵，再呆下去，我也会发疯的。
“**”的文化！
5000年的文明古国，却曾经有过这样的十年文化么？
那场恶梦，醒了，会消失；那场灾难，度过了，会遗忘。那种创痛，那种耻辱，人们不愿再提起。可是文化，从历史那棵生长的树上，每一年结下的果实，却同历史一起留下来。不能抹去，不会消灭，即使会被掩埋，还有“出土文物”，作为无可逃脱、无从回避的历史佐证。使你永远不得安宁。
我忿然、震惊、迷茫、清醒，为我在这曾是一片废墟的土地上与它们重逢。我不能责怪它们，它们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无论我们曾怎样地为它们骄傲过，忏悔过，羞愧过，深思过，此刻它仍然勾起了我内心那样一种错综复杂的痛苦。
如果，如果这是一个中国的现代画展、雕塑展、书展，如果……
记者跟上来，举着闪闪的灯，在录像。他们一定是提这样的问题：
“你，对这个展览，有什么感想？”
明知是没有恶意的。明知这个展览会，是为了客观地向柏林人介绍“文革”的真实情况，心却微微地一颤。回答得很平静，也很从容，可自己知道，舌头是沉沉的。
“重现一个过去的事实，比空洞地评论一件往事，能启发和提醒人们更多的东西。那是一个我们永远不会遗忘的教训。而作家们，也许会从这一段被扭曲的文化中，找到导致那场灾难的民族文化因素……”
“你们有这样的作品吗？”
“目前还没有。但我想，真正深刻地反映‘**’的作品，一定会出现的。”
“你认为这个展览有意思吗？”
“当然。我想，如果它出现在中国会更有意义。让更年轻的人去思索，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只相隔了18年……”
我突然觉得有许多许多话要说，只不过不是对这些蓝眼睛的德国人，而是对我的远在万里之外的同胞们。
进来了一些年轻人，兴奋地低声议论着，我们走出去，外面还下着小雨，打在车窗上，像一串惊叹号。
文化是民众共同创造的。像雨水汇成的溪、河、湖，它不允许推卸和原谅。是吗，西柏林？
当天晚上，在库冰家喝一种他自己制作的奥地利菜汤，同一位《世界报》的记者、名叫Tonung Ereimg的先生谈起下午的展览会。他的太太是中国人，住在波恩，从他的年龄推算，他太太也应是参加过“**”的。果然，他对这个问题十分感兴趣。
“我了解，‘**’砸烂一切的时候，搜集纪念章，就成了当时的中国人唯一的文化活动。对不对？”他很有礼貌地问。汉话说得有点儿北京味。
我点头，却仍在想着他的话。人类在成为人类的时候，就带来他的胎迹——文化。即使在一片沙漠之中，还会拼死去寻找仅有的几丝红柳，获得精神的满足。文化实在是世间最最不朽、最最打不倒的东西了。也许，正是当时这种“唯一”的文化，成为日后人们重建新时代文化大厦的潜在精神激素。
我极想知道，十几年后又搜集了这种文化的是个什么样的德国人。
“是一位叫做Torg Rudo Meinhatd的先生。我的朋友。”他很平静地回答，“1980年他在北京周报工作，很想了解“**”，一些中国朋友就把自己保存的东西给他看，还有朋友的朋友……他们说，这些东西反正没什么用了，就送给了他。他成了一个收藏家。工作期满，回了西柏林，就想到办一个展览，告诉德国人，什么是‘**’……”
“我能见到这位先生吗？”
“也许能。他要来听你们的朗诵。”
库冰突然插话说：“他希望你去看展览，因为你是‘**’的这代人。”
我笑笑：“我可没什么文物捐献呀，我要留着，说不定，说不定……”
说不定我们自己也会办一个展览的。为什么要让德国朋友来做这件事呢？当然，重要的不是展览，而是记忆。也不仅仅是记忆，而是一种螺旋形下降的挖掘、一种痛楚的正视、一种无情又透彻的剖析和反思——对于自己。对于自己的民族。对于民族的文化……
雨好像停了。窗玻璃上一片亮闪闪的小雨珠，像一片逗号。
汽车驶过一道道放射形的街区，整座城市都镶嵌在烁烁烨烨的霓虹灯下。夜的柏林如一只睁开眼的猫头鹰，警觉又敏锐。五光十色的灯海中，有一处黑黝黝的暗影，似一个缺口，一个伤疤，模糊而清晰。是那座白天经过的旧教堂，那座昔日战争留下的废墟。一个历史的遗迹。
我们从废墟前经过。
它总使人要想起些什么。或者让人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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