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机场候机楼门口，突然飞来一声亲切而悦耳的问候。这流利的中国普通话，把我们这四位中国人，都惊住了。环顾四周，不见有中国女性出现在我们面前。只见一位胖胖的、50余岁的高鼻、金发、蓝眼的外国女性，沉静地向我们走来，伸出她戴着戒子的手。
从体态看，她老了；从声音听，却是非常年轻。
大使馆文化处的两位同志连忙过来，向我们介绍：
“这是杨玲博士，罗马尼亚配给我们的翻译，杨玲博士是布加勒斯特大学的教授，著名的汉学家，是她第一次把我国的文学名著《红楼梦》翻译成罗文，介绍给罗马尼亚读者的。”
我们一一和她紧紧握手。
我们就这样和她见面了、相识了。
她象老朋友一样，帮我们搬运行李，安排我们上车，并和罗马尼亚作家协会的负责同志一起，送我们到布加勒斯特饭店下榻。一切安排妥当后，她陪我们到餐厅用餐。
餐厅十分豪华。有歌女在唱歌，有乐队伴奏。一张一张餐桌上，摆着一盆一盆耀眼的鲜花。用餐的客人也不少。大多数的餐桌边坐了人。杨玲博士选了一张空桌，招呼我们坐下。一位年轻的男服务员走过来了，礼貌地对我们欠欠身。杨玲博士问我们：“同志们想吃一点什么？”
“我们在飞机上刚刚吃过，肚子很饱，随便吃一点就行。”
我们代表团团长张锲“代表”我们回答。
老实说，我们中的谁，也很难具体地说出要吃点什么，也摸不清他们到底有什么。
一切由杨玲代替我们安排了。
一会儿，面包端上来了，牛奶端上来了，每人还有一碟猪排，一碟青菜（生的），一碗汤。我这张吃惯了辣椒的嘴，只啃了一块面包，其它什么也没有动。
“谭谈同志，你怎么不吃？”
杨玲抬头问我。
“我很饱，很饱。”
我傻乎乎地回答。
离开北京前，外交部一位同志向我们介绍说，罗目前经济状况不佳。老百姓生活相当困难。多少有一点类似我国1960年时的情况。临行前，我们每人都带点方便面，万一对方安排的伙食，不对胃口和份量不够时，用来做些“补充”。这时，紧挨着我坐着的张锲，轻轻地对我说：“他们很难买到排骨，我们把排骨留下，让她带回家去给家人吃吧。”
“只怕她不好意思，不会同意。”
“我对她说说看看。”
张锲同志真的说了。说得很“艺术”，很有分寸。杨玲却没有我们身上的那种虚荣心，她点点头说：“谢谢同志们。”
她的眼睛湿润了。
她吐露了一点他们国家目前老百姓的生活情况。突然象勾起了心事一样，她沉默了一阵后说：“我在北京大学读了七年书。是1956年进校的。经过了你们的反右派运动，也经过了你们‘过苦日子’的时期。好好的老师，突然变成了敌人。我想不通。后来，看到中国同学，一个个地变瘦了。有一次，一个上海女同学竟昏倒在教室里。我们慢慢知道了，中国同学吃不饱饭。我们这些外国留学生的伙食还是不错。我每次吃饭时，要留下一、两个鸡蛋，带回宿舍，交给那位上海女同学。开始，她涨红着脸，硬不要。后来，她就要了。再以后，我们成了好朋友。我回国后，又两次到了中国，她都到北京来看了我……”
她越说越动感情了。看来，人，不管国籍怎么的不同，皮肤怎么的不同，语言怎么的不同，而心却是相通的啊！
离开餐厅时，她把我们送给她的排骨，用纸包起来，放进了随身带着的袋子里。这时，我强烈地感觉到，这位外国同胞和我们的距离近了。
以后，她陪我们到各地访问，陪我们出席一个一个的座谈会。我们天天在一起，朝夕相处。我们感到在罗马尼亚生活，离不开她。她在中国七年，是怎么生活的？她回国以后，为中罗友谊做了些什么工作？她的婚姻，她的家庭，她的……我真想更多地了解她。
“你能不能向我们谈谈你走过的道路？”
“怎么？想采访我？”她笑了，“好哇，有时间，我就向你们公布一下我的过去吧！”
从海滨城市康斯坦察回布加勒斯特的列车上，我们五人坐在一间软席车厢里，她终于来了兴致，向我们说起了她的过去。
用中国的习惯用语说，小时候，她是一个村姑。是一个不安份的山民的女儿。不安份，常常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先兆。家里兄弟姐妹多，负担重，在山村里读完小学以后，父亲就不同意她再读书了，要她下地干活。她却不甘心，总想知道自己这个山村外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有一天，她穿着一双新布鞋，搭上了一辆到小城里去的马车。她是同村里的一个女伴一起走的。那个女伴要到城里去考师范学校。将来，准备当一名小学教师。她也动心了。没有想到，跟着去的她，被学校录取了，而专门去投考的女伴却没有考上。
她就这样走出了山村，读了师范，读了大学。
大学毕业后，同学们准备去苏联，去波兰，去英国，去……她到底去哪一个国家深造？一时难下决心。老师送她的那本李白的诗，老在她面前晃动。有一次，和同学们到街上去玩，看到街角围着一堆人。她凑上前去一看，见一个吉普赛人在用火柴摆弄着什么。一问，是算命。她好奇了，挤进了人群。那老头摆弄一番以后对她说：“怪了，你这怎么是一个方块字？”
“什么方块字呀？”
“中国字呀！”
“中国！”她的眼睛倏地一亮。回校后，她下了决心，填报志愿：中国。
“那里太遥远了，你去了，我的女儿就没了。”父亲悲咽道。
“不！我要去，也一定会回来。我要把一个中国带回来，背回来！”
就这样，她走进了北京大学。刚到中国的时候，象一切远离家乡的游子一样，心发慌，发闷，思念故乡，思念亲人。心不集中，哪里能学得进去？这讨厌的中国语言文字，太复杂了呵！开始，她成绩很不好。后来，老师发现她老望窗外，便来了一点“硬”办法：把她课桌边的那一扇窗户，用纸给糊住了。
她终于闯进了一个新的天地，认识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她熟练地掌握了中国语言文字。她的心也紧紧地拴在这片国土上了，拴在这个古老国家的古老文化上了。
还在当学生的时候，她就在中国导师吴祖湘的帮助下，开始做中国文学名著《红楼梦》的翻译工作了。历时七年多，她翻译出了前四十回。1975年，由罗马尼亚世界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发行九万册，很快销售一空；第二版又发行四万册。现在，她继续翻译后八十回。到我们认识的时候止，她已翻译了屈原的诗《离骚》、《九歌》以及《中国古典作家辞典》等十七本书。她真的把偌大的一个文明古国——中国，背回去了！
她把毕生的精力和心血，献给了中罗友谊。她用出色的译作，把古老的中国文明，介绍给了罗马尼亚人民，架起了一座中罗人民的心灵之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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