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扣 《没意思的故事》之十一(1 / 1)

是住院的范老请人打电话通知我的。

范老是我前任的前任,现在我坐在他坐过的系主任位置上,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职责。从另一层意思上讲,我曾受业于范教授门下。训诂学与古文字学,他总给我满分,算得上是他的得意门生。所以,我放下手头的事情,飞也似地奔向医院。

该不会病危吧?谅不至于,他能请人给我打电话,说明他还不到那地步。

可他儿女们呢?

教授每年冬季,照例要住一阵医院,短则月把,长则一冬。其实,我最明白,教授并无什么实质性的大病。不过,年过古稀,要想绝对健康是不可能的。只要想住院,随便就能找个理由。何况老人的儿女,又特别热切地希望他在医院里住着。当然,我知道他们并不完全出于孝心,他们的盘算拆穿了,无非是最好老人活着,又不需要晨昏侍奉。范老自己也很明白,对我感叹过:“我要连这点实用价值都不存在,他们会背过脸去,不承认我这个父亲!”

“何必和孩子们生这份气!”

“我也并不觉得做他们的父亲,有多少安慰。”

“他们送你住院,总还是希望你益寿延年。”

范老凄然一笑:“恐怕更看中的是月入数百元的进帐吧!”

无论他有病也罢,无病也罢,同意或者反对,几乎每年冬天,他的儿女们都找个碴,把范老送进医院。

据我长期观察,范老对这个家庭,对儿女,对已过世的妻子,感情比较一般。也许做学问久了,悟透了,世俗之心便淡漠了。有一回我去医院探望他,他说:“如此这般换换环境,也好,省得每天要看见那一张张凡夫俗子的脸!”

这也许泛指庸俗的市民气,不过,范教授基本上足不出户,关在书房里啃古籍,那么,显然是对不怎么太争气的儿女们的不满了。

我似乎感觉到老人心底里的悲哀,他的众多子女,竟无一人成材。满满书房里的古籍,虽经抄家流失,仍是汗牛充栋,对后人来讲,只是看作一笔待价而沽的不动产。老人对此,倒也无所谓,身外之物,只当红卫兵一把火烧了又如何?只是,教授遗憾的是:“没想到家门衰微到这种程度,以至后继无人,这是始料不及的。”

“范老——”我劝他宽心些,“你也不必如此苛求,十年“文革”,贻误了整整一代人,怪不得他们。再说,你这几位子女,或工或商或干,人得其所,丰衣足食,又不需你烦多大心,也算可以啦!总不能因为你是学者、教授,他们也必得是专家、权威才相称么!”

老人摆手:“罢了,罢了,我全不是那个意思!”

我便不再和他谈下去,越谈老人会越不开心。总之,这是范教授一块心病。相反,他儿女们对范老还满腹牢骚咧!一张嘴便是责难:“我们沾他什么光了?他给我们姊妹兄弟创造了什么?”说实在的,有时我也真想开导他们几句:“在中国,能指望从一个教授身上挤出多少油水?知足吧!至少你们住着你们老爷子的房子,花着你们老爷子的工资……”他那一脸俗气的女儿,双眉蹙起,撇着嘴议论:“我爹工资倒不低,可分到每人名下,又有几大文呢?”

我有时很同情教授,成天和锱铢必较的儿女在一起,他又是只懂得做学问的人,日子够难过的。

这一回教授住院的时间,似乎格外长些,这倒是我的疏忽了。忙得把老人家忘在脑后了,已经春回大地,校园里桃红李白,早开了又谢了,晚一点的白杨,也已一片浓绿。倘不是这电话,我都不知道老人还在医院里躺着。

罪过!罪过!我向范老道歉,系里杂事缠身,竟顾不上来看望他老人家:“请老师谅解了!”

“不碍的,不碍的。”他倒没介意,知道去年年底学潮的事。“谁不挑担子,谁不晓得份量多重!我们那时系主任好当些,现在,十八般武艺,必须样样来得。”

在为人师表这方面,范教授堪称楷模。

就冲他这番话,通情达理,证明他老而不糊涂。我这老师,一生谨言慎行,可指摘处简直挑不出来。包括对他的学问,为人,私生活,我从未听到过任何微言。

“身体怎样,范老?”

“先不谈这些好吗?坐下来!”

“好!”

“请你坐得靠我近些!”

病房虽是单人的,但十分局促,我按他指的,坐到了床头柜旁的小凳上。

“有纸和笔——”他提醒我。

“干什么?老师!”我不解地问。

“我想——”范老字斟句酌地说,显然,早有了腹稿,“你是系里的负责同志,自然算是代表组织,你我又有一段师生之谊,请允许我倚老卖老,你算是我一个格外器重的学生。所以,今天特地把你请来,想当你的面,把遗嘱立了。”

我一怔,以为我听差了。

“这也是当着组织和领导的面——”

“范老,你好好的,怎么想到这上头来了?”

“正因为好好的,我才想到的呀!”

我笑了,宽慰地说:“范老,这一天离你还远,你是不是着急得太早了些?”

“不!”他态度很坚决。

我环顾室内外,看不到他儿女们在。

范老马上体会我心里在思忖什么,这说明他头脑清醒,神智并不糊涂。“我是有意识地把他们都支开的。这种事,我不想让他们在场。”

“范老,肯定是哪位儿女惹你不高兴了?”

“绝无其事!”

我摇头。

他见我不信,便坦诚地说:“我儿女们的事,你也清楚,何必瞒你?我对他们不满意,也是真的,这也许是一种惩罚,一种报应,我就不去谈它了。不过,我想到先把遗嘱写好,这在西方乃是极普遍的事,绝不是儿女们气我的结果。反正这一次住进医院里来,我有一种预感——”

老人清癯的脸上,闪过一丝苦笑。

忧郁症?我想。

“其实我并不怕死,对生死大限,我能想得开。你别以为我住医院久了,由于寂寞,由于无聊,以至于胡思乱想,精神上出了什么毛病?”

在这方面,我一直佩服我这老师过人的聪明。他能很准确地揣摩谈话对方的心思,一语中的。从我五十年代给他当学生,六十年代给他当助手,“文革”时同去干校,“文革”后系里共事,几十年来使我折服老人的一点,就是他绝对的知己知彼。应该说,他对我并不见外,算是谈得来,信得过的人,授权我来写他的遗嘱,足见他和我是很亲近的。他曾说过,一个人太清醒,太理智,其实未必是好事。太了解自己,太了解别人,一切都透透地看穿,索然无味,岂不更痛苦?当然,这样的论调,也就仅仅对我讲过。大概因为我不止一次试验过,到底他在猜测对方心思时,有没有失误过?后来我服了,他自然知道我的用意,便说了这些悟透了的语言。看来,范老并不以为这种明察秋毫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反而多多少少为之烦恼。

“人,挺难做的!”范老肯定知道我在思索些什么,便作结论似地给画了个句号。

这老先生!

“你也不必想入非非,立个遗嘱,存在你那儿,有备无患罢了。我本想再请公证处来人,可不涉及财产,未免小题大作,反而弄得兴师动众。你知道我这个人从来是很能克制自己的,甚至于克制过了头,现在回过头去看,孔夫子所云克己,严格讲就是一种本性的强烈抑制。也好吧,这种自我牺牲,换得了一辈子平安,最后能寿终正寝。所以我不愿张扬,我只是请你作为我的遗嘱执行人,于情于理,你都不得推却的。”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

“请你拿笔,记下,我,范某人,是在神智绝对清醒,心境非常平和,而且经过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口授遗嘱如下——”

“算了,范老!”我把笔放下。

“你觉得我荒唐不是?”他又猜对了我的思路。

“真的,范老,请原谅我说粗话,我不是咒你,你离死还远着咧!”

“不不不,你还是记下去吧!”

我摇头。无奈,继续恭听恭录,哭笑不得。

“我一生治学,无所建树,虽有著述,悉皆平泛之作。幸喜藏书,凡训诂文字无不悉备,虽经洗劫,尚未一空。且不乏珍本善本——”说到这里,他停下来,掠我一眼,分明是对我解释了,“按说,我最好把这些藏书献给学校图书馆,许多有识之士都这样做的。不过,我衡量再三,与其束之高阁,还不如送给一位同道。对图书馆来讲,山里多了几块石头而已,对亟需此类书籍的研究者讲,则是如虎添翼。”他几乎恳求地对我说,“还望你能谅解个人的愚衷。”

“先生的书,先生以为怎样处理好,就怎样处理好了。”我绝对尊重范老的作法,而且我相信他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他无偿向系里赠送过一批外文书籍,那还是他夫人去世后贡献的。我很钦佩教授先生死去的妻子,她非常懂得书籍即是财产,越古旧的书籍越值钱的道理,范老的儿女,恐怕更多获益于母亲的遗传。我打做学生时起,就出入先生府上,慢慢明白范老的妻子,只不过粗通文字。简直无法理解,范老怎么会同她生活了大半辈子?一个人能克己到这种程度,他老人家总结出苦痛二字,可见付出的代价。范老始终是校园的风范人物,所有那些喜新厌旧的,第三者插足的,家庭不和的,找出种种理由要和老婆离婚的,无不被训诲开导,要以范老为楷模。

天底下也没有这样的道理,范老不满意自己的妻子,继续维持家庭关系,别人也得如此?范老不但不提离婚,而且不生外心,非常忠实,毫无他意地过下去,别人也得照办?这种精神榜样,加上群众舆论,所形成的压力,对于那班心怀贰意之徒,是很有威胁的。有人开玩笑,干脆在校园家属宿舍区入口处,立一块范老先生夫德碑,以示儆戒。

范老的道德纯洁,令人景仰,这确是毫无疑义的。

不过,对于他那位夫人,说句不敬的话,实在粗俗。我还算是她无需怀疑的对象,其他人去范老书房,她就像防贼似地,生怕谁夹带先生的藏书偷出去。

所以,到了今天,范老无论怎样处理他的藏书,是完全属于他的自由。不过,我担心他老人家的儿女,尤其那位眉头皱起来,嘴角一撇的女儿,当然会懂得这些藏书的价值,哪怕卖废纸,不也是钱么?这话她说过的,当时我听了,不由哀叹:她比她母亲更粗俗。范老范老,你的人品,你的学识,你的简直完人一般的德行,怎么就不在你儿女身上体现出来呢!

仰坐在病**的范老,似乎窥透了我脑海里瞬即逝去的念头。他说:“我是立定主意要把这些藏书传给子女们的,谁成器,给谁,这我已经三番两次讲了。他们应该满足了,我一生谨小慎微做人,从外面到家里,他们并未因我受牵连吃苦头,相反,该得的全得了,该有的全有了,比起那些什么得不到,什么全没有的,天渊之别。所以,我要在我还有足够气力之年,了却一桩心愿。”他从枕头底下掏出一串钥匙,和一函锦匣,交给了我。“这是书房和书橱的钥匙,这是藏书目录,请你代为保存,和我将要签署的遗嘱,一并交给将要继承这笔遗产的人。”

“谁?”

老人迟疑了一会,似乎极难说出口的,然后,他说:“我有一张这人的名片,或许你认识。”

人并不认识,名字倒是见过的。“如果我没有记错,这是位女同志,刚得到副博士学位,报上介绍过,系里还议论过,一位妇女,年纪不算轻,有份耐性坐冷板凳,钻进古书堆里,闻霉朽气味,不易!你选择这样一位馈赠藏书的对象,太合适了。这将是文苑一段佳话,我想她肯定会相当相当感激的。”

当我讲起这位副博士的时候,老人的眼睛里闪出一种欢愉的神采,等到结尾提起会感激的时候,老人好像自言自语,同时眉头皱紧起来:“她会感激吗?”

我想,当然。老人不语,等着我把这份遗嘱写好,用他那哆哆嗦嗦的手,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他仿佛了却一桩心事,如释重负,双目闭起,仰卧在床头。那样子,真像快到终点站似地。这时,我才明白他不是无缘无故想起遗嘱的,他也许知道他不会再出院了,窗外的春意再浓,也不再属于他了。不过,像他这样圣洁得头顶快出光圈的老人,准会一无挂碍地撒手仙去。

我看范老大概累了,应该告辞,便问他还有什么吩咐的。

他睁开眼睛,神色暗淡,但又露出一丝希冀的光彩,仿佛快要熄灭之火中的最后的残烬。他犹豫了片刻,才说:“如果不太麻烦,你能不能——”

“我会把这好消息带给她。”

“你用不着这样说,只不过是,能为她做些什么,我感到宽慰……”

哦!多么谨慎的老人啊!

几天以后,我在一个著名的研究所里,找到这位据说在极艰苦的条件下,自学成才的副博士。在走廊里,她淡淡地接待了我。

我自我介绍,我是某某大学中文系的谁谁,她便猜倒了来意。范老这名字,对她来讲,似乎很熟悉,莫测高深地笑笑,又似乎很陌生。她诧异地说:“我同他有什么关系?我凭什么接受他这无缘无故的馈赠?而且,不瞒你说,我不愿意把我的名字,和他联系在一起。还有事吗?请问。”

我进一步向她阐述范老令人崇敬的品德。

她紧蹙着眉头,极不耐烦地听了两句,便礼貌地道了声歉,转身走了。她背影似乎像谁,可我却记不起来。然而,这皱眉头的神态很眼熟,也许以前我在哪里见到过。

我没敢去告知范老。后来,他大概知道对方谢绝了他的好意。后来,他就死了。弥留期间我去守候过的,他老人家一直喃喃地念着另一个我们不知是谁的名字。

显然,这里有一道难解的死扣。

范老走了。但他的道德文章却在,而且愈来愈光辉。

(原载1987年5月《新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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