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17年7月17的北京，阳光和着树叶摇曳，蝉虫窥视着人们的希望。在杨家大院里，杨荫杭正踱着步子，不时张望妻子生产的屋子，他在等待他的第四个孩子的出生。此时他已有了三个女儿寿康、同康和闰康不知道这第四个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长什么样？
经过漫长的等待，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声，他终于迫不及待地来到产房门口。产婆抱过来一个襁褓，一个粉嫩的女婴出现在杨荫杭眼前。1911年的中国，男尊女卑的思想还笼罩在人们头上，每个家庭都想生个儿子。杨荫杭却很开明，对女儿也分外宠爱。他捧着这个小小的人儿，欢喜不已，给她取名杨季康。后来，这个女孩被叫作杨绛。
杨荫杭是开明且威严的父亲。他是中国近代颇有名望的进步学者，无锡人，祖辈在杭州做官。诗书传家，他得以早早接受教育，考入北洋大学堂。青年时代的杨荫杭，可以看作充满革命精神与斗争精神的年轻人的代表。在北洋大学堂上学时，有部分学生为了伙食闹风潮。掌权的“洋人”出来镇压，说闹风潮的一律开除。一个带头闹事的广东人就被开除了。杨荫杭并没有参与风潮，但看其他人缩头缩脑的样子，很是恼火，挺身而出道：“还有我！”于是他也被开除了。好在他被北洋大学堂开除后，转而就考上了南洋公学，那年他十九岁。很久以后，在提到北洋大学堂时，杨荫杭还会嬉皮笑脸叉腰道：“我是老北洋。”对于被开除这件事，杨荫杭倒是豁达。
但对于学业，他未曾有过稍微放松。在南洋公学就读时，因为成绩优异，杨荫杭被派到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并与在日留学生一道创办了《译书汇编》，译载如《民约论》《自由原论》等欧美政法名著。这是留学生自办的第一个杂志。此时的杨荫杭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影响，希望通过革命改变中国。有次杨荫杭暑假回乡，在中学公开鼓吹革命，还拒绝对祠堂里的祖先磕头，被同乡愤然骂道：“此人该枪毙。”很快，他因“革命邪说”被清廷通缉，于是家人筹了笔款子让他再度出国。他来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法学。1910年学成回国后，他除在北京一所法政学校授课外，还兼任了肃亲王善耆的法律教师。
同那个时代大多数人一样，杨荫杭很早便在父母安排下订婚了，娶了唐家的女儿。幸运的是，他的夫人唐须嫈与他相互欣赏，可谓佳偶天成。唐须嫈同样出生于无锡，曾在著名的上海务本女中读书，沉静内敛，温婉稳重；婚后专注于相夫教子，一生共养育了八个子女。在杨荫杭留学归国前，她一人照料三个女儿的生活，从未有抱怨之语，将大小家庭都打理得很好。杨绛回忆：“母亲每晚都要记账，有时记不起明细，会苦恼，父亲就夺过账本，一笔写上‘糊涂账’，免她劳神。但据父亲说，母亲虽记不得小账，每月按时寄回无锡老家的家用，一辈子从未错过一天。”
我们经常从鲁迅、张爱玲等优秀作家的回忆录里，发现他们的母亲热爱阅读的痕迹。大概作家文学素质的养成，非常仰赖他们的母亲做出的榜样。唐须嫈是否有文学上的天赋，旁人无从知晓，但从杨绛后来的描述中，可以看得出她是一位颇具文字敏感度及见识的女性。她喜欢辞章小说，做针线的藤筐里常常摆着《缀白裘》一类剧本和一些旧体小说。有次她读绿漪作的《绿天》，便说：“这人也学着苏梅的调儿。”杨绛觉得很佩服，因为绿漪正是苏梅的一个化名。唐须嫈常常和杨绛交流一些对作家的看法，杨绛对她的观点非常认同。
杨氏夫妻甚是和睦。后来有人称赞杨绛待钱锺书好，杨绛却说，她们姐妹几个对待丈夫都很好，但没有母亲待父亲好。杨氏夫妻有很多话可以谈。在《回忆我的父亲》中，杨绛写道：“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起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的《人性与世态》。”有时杨荫杭会对妻子说“我今天放了一个‘屁’”或“一个大臭屁”或“恶毒毒的大臭屁”，唐须嫈就会等上一两天，从《申报》或者《时报》上剪下这个“屁”—大多是时评。她把剪下来的“屁”粘贴成长条，卷成一大卷，放进杨荫杭的红木大笔筒里。
辛亥革命爆发后，杨荫杭决定南下加入革命一派，杨家便在季康出生一百多天后从北京移居上海。有趣的是，清廷王室成员肃亲王善耆向来看重杨荫杭，听闻杨荫杭南下，专程去送他，对他说：“祝你们成功。”向来开明求变革的亲王说这番话时的情绪，实在是很耐人寻味的。
杨荫杭是难得的法律人才，被政府委以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兼司法筹备处处长的重任。他有傲骨，刚正不阿。有个有权势的军阀到上海，当地绅士联名登报表达欢迎之意，未经杨荫杭同意便将他的名字写了上去。杨荫杭知晓后，特意登报声称自己对该人并不欢迎。这一举动被人们嘲笑不识时务。他不以为意，称“名与器不可以假人”。
后来因官员不得在本省任职的规定，杨荫杭调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驻杭州。在任期间，有个被省长和督军庇护的恶霸，杀人抢掠无恶不作，被告后意图贿赂杨荫杭逃避刑罚。虽在省长和督军管辖之下，杨荫杭仍然秉着“省长和督军不得干预司法”的司法独立精神，坚持“杀人偿命，不能宽宥”，于是被省长屈映光告状至总统袁世凯处。幸而袁世凯秘书张一麐是杨荫杭故友，经张一麐力保，袁世凯批了“此是好人”四个大字，在1915年把杨荫杭调至北京了事。
二
杨绛四岁时，与父母亲一同回京。起先他们租住在一户满族人家。女房主梳旗头，着旗袍，穿花盆底鞋。花盆底的鞋子与上海女子的高跟鞋大不相同，高底在中。女子穿上这种鞋，身高陡增，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有杨柳之姿。杨荫杭问四女儿长大后要不要穿这种鞋，她很认真地考虑之后，答道：“要！”
杨绛天生柔美剔透，个子不算高，在杨家八个子女中，最得父亲喜欢。杨荫杭喜爱猫，曾以“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表达对四女的偏爱。原因他人无从知晓，或因她从小聪慧伶俐，或因她出生于父亲归国踌躇满志之时。此时大姐、二姐在上海读书，三姐留在无锡，杨绛便成了父母身边唯一的孩子。杨荫杭是颇有些严厉的人，在女儿面前，却总保持克制与柔和。他有在书房午睡的习惯，喜欢安静不被打扰。有次偶然醒来，杨荫杭发现杨绛像小猫似的坐在他的身旁，连添炭火都轻手轻脚，不发出一丝声音。于是他充满爱怜地道：“我也喜欢有人陪的，只是不要出声。”之后他允她陪在身边。
垂髫之年，杨绛入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属小学就读，她的童年记忆也从这里开始。女师附小旁边便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在此任监事。杨荫榆是近代中国首位高校女校长，推崇欧美教育理念。她因专制粗暴，反对进步学生参加政治活动，还曾被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等文章中点名批评。她曾非常疼爱杨绛，但因她后来脾性古怪等原因，杨绛最终不再跟姑母亲近。在《回忆我的姑母》中，杨绛提到，女高师的学生会带她到大学部玩耍，陪她打秋千，让她在学校的恳亲会上演戏，让她扮花神，甚至在学校的运动会上，也有学生拉着她一起跳绳。“我现在回想，演戏借我做‘花神’，运动会叫我和大学生一同表演，等等，准是看三姑母的面子。那时候她在校内有威信，学生也喜欢她。我决不信小学生里只我一个配做‘花神’，只我一个灵活，会钻在大学生身边围绕着跳绳。”
在北京，杨绛享受了平和欢乐的童年，而当时的父亲却正在经历事业上巨大的颠簸。1917年5月，在调查津浦铁路管理局租车购车舞弊案时，因怀疑交通总长许世英贪污，杨荫杭传讯了对方。杨荫杭不过是检察长，总长却是等同于当下部长的职位。此事引起震动，杨荫杭被停职审查。期盼司法公正无望的杨荫杭由此对北洋政府的政治环境感到失望，几乎就在同时，上海传来二女儿同康染伤寒住院的消息。如今看来微不足道的伤寒，在那个时候足以取人性命。唐须嫈只身南下，奔波千里，辗转于舟车之间，赶到女儿病床前。女儿只是拉着她的手绝望地哭，哭得唐须嫈肝肠寸断。不久之后，二女儿便去世了。
政治失意及失去女儿的痛，让杨荫杭彻底舍弃了留京任职的意愿。1919年，他辞去了北京的职务。杨荫杭辞职后，家人随他南下。杨绛的北京记忆随之暂时终结。
仓促的南下，在杨绛看来是那样的不合情理。匆忙收拾行李赶车的过程中，她没有时间好好整理落在四处的小玩意儿，也没有时间再看看北京，再与好朋友聚一聚、叙叙话；她也没有时间回到学校去，与同学们正式道个别。在后来提及此事时，杨绛总觉得“怅然”。离家路上，她碰到了一个同学。尽管平时与这个同学关系并不要好，她还是想让那个同学帮忙捎句话回去，告诉同学们她走了。
杨绛刚尝到离别苦涩的内心，很快就被另一种情绪填满了。杨荫杭刚正不阿有原则，在北京受人尊敬，他的离开也令许多人不舍。他们争相去火车站送杨荫杭归乡。在《回忆我的父亲》中，她提到：“火车站上为我父亲送行的有一大堆人—不是一堆，是一大片人。谁也没有那么多人送行，我觉得自己的父亲与众不同，很有自豪感。”目睹此景的杨绛，已然对什么是尊敬、什么是人心所向有了最直观的认识。杨荫杭的骨气，也在杨绛心里播下了种子。
三
一家人乘车到天津，又从天津乘船南下。后来几十年过去，杨绛仍然记得他们乘的那艘船叫新铭号。对需要照顾几个孩子的杨氏夫妇来讲，整艘船又脏又挤又乱，杨荫杭甚至抱着三岁的老七被挤进海里，好在最终获救。然而对八岁的杨绛来说，南下途中任何所见之景都是那么新鲜有趣，父亲“夹带”上船的黄白色狮子猫，也给旅途增添了生趣。
杨家人初回江南的记忆并不美好。除了二姐因伤寒去世外，家里还有大姐、三姐、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共八口人。他们预先在无锡沙巷租下房子，免得老宅拥挤。新租的房子厨房外面有一座木桥，过了桥就可以到自己家的后门。这令杨绛感到很新奇，因为她不用出门便可以看到河上来往的船只。近水楼台先得月，杨家饱尝河鲜之美，杨荫杭尤其爱吃一道“炝虾”。所谓“炝虾”，就是将生鲜小虾洗净，蘸料生食。如今看来，这道菜的卫生程度着实堪忧。果然，没过多久，全家都病倒了。杨绛因不忍吃活蹦乱跳的小生命，反倒逃过一劫。经过治疗，大家都得以康复，唯独杨荫杭久治不愈。
杨荫杭经历了留学生涯的洗礼，非常迷信西医，不信中医，坚持不吃中药。当时无锡只有一个西医，是个外国人，每次替病人检查，都只取一点大便和血液，送到上海化验，等一周后，才送结果回来。经过两次化验，他都未能查出杨荫杭是什么病症。在等结果的日子里，杨荫杭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意识也开始模糊。唐须嫈当机立断，请了中医给丈夫号脉。大夫马上做出诊断，杨荫杭是得了伤寒。
有二女儿染伤寒去世的教训在先，面对杨荫杭的伤寒，全家人都不由得紧张起来。此时杨荫杭几乎病入膏肓，大夫束手无策，连药都不肯开。一个晚上，年幼的杨绛似乎意识到家里要有大事发生—房间内灯火通明，院子里人来人往，脚步匆匆；亲友纷纷来探望父亲，过后都默不作声，只得感叹一句“要紧人啊”！
“要紧人”在无锡话的意思是要养活全家的顶梁柱。此时杨荫杭的收入不仅要养活一家八口人，还要供给杨绛的姑姑和兄弟家的孩子，说他是家里的天也毫不为过。很多年后提及此事时，杨绛仍然心有余悸。万一父亲有个意外，她若能得亲朋好友照顾读几年书，还能勉强做个小学教员；若无人照看，她就要去工厂做女工了。
全家人一筹莫展，唐须嫈却不肯放弃丈夫。她央求丈夫的好友、名医华实甫先生，无论如何也给杨荫杭开个药方。华实甫着实不忍，就“死马当活马医”，开了一剂中药。为了让不信中医的丈夫吃下中药，唐须嫈挖空心思。她买来盛着西药的胶囊，把胶囊打开倒空，再把中药研磨成粉，倒入胶囊中，伪装成西药的样子喂丈夫服下。
坚持换来了奇迹。杨荫杭渐渐退烧，意识也慢慢清醒。对于恢复期的杨荫杭，唐须嫈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每次炖好浓稠的鸡汤，她都要一勺一勺撇净油沫，只将最营养最清爽的汤汁给丈夫喝。经过唐须嫈悉心照料，杨荫杭竟缓缓康复了。
全家将华实甫医生看作救命恩人，西医则认为杨荫杭自己身体好，在“转换期”战胜了病魔。但在杨绛看来，“无论中医西医，都归功于我母亲的护理。那年除夕，我父亲病骨支离，勉强能下床行走几步。他一手扶杖，一手按着我的头，慢慢儿走到家人团坐的饭桌边。椅里垫上一条厚被，父亲象征性地和我们同吃了年夜饭”。
人生在世，至亲至疏是夫妻。亲是夫妻，毫无保留，将最隐秘最脆弱的一面展现给对方看，互相取暖，互相扶持；疏是夫妻，隐瞒欺骗，自己的欲望所指皆是对方所怨，相互厌恶，相互憎恨。世间夫妻情深，最怕只能同甘不能共苦，也怕只能共苦不能同甘。平日恩爱有加的夫妻，不见得能抵得过琐碎的磨砺与大难的冲击。相守到白头的夫妻，平日里未必如胶似漆，但危机存亡的关头必然互不离弃。
杨荫杭与唐须嫈，晴好时喃喃耳语，你侬我侬；暴风骤雨时也能互为肩膀，为彼此遮风挡雨。杨氏夫妻不仅守护了自己的婚姻，也造就了能够守护婚姻与家庭的女儿们。杨绛自小将父母相处的点点滴滴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以后，她成了“最贤的妻”。
求学之路
一
就在杨家上下为男主人的病焦头烂额时，杨家的几个孩子却得到了从未有过的自由。忙于照顾丈夫的唐须嫈实在是分身乏术，便将孩子们送到家附近一所叫大王庙的小学就读。大王庙就在沙巷口，早先不知道是祭祀什么大王的，后来改成学校，就叫大王庙小学。学校只有一间教室，全校四个班八十多个人都在这间教室里上课。教室里排着双人课桌四五行，以区分不同年级的学生。和两个弟弟插班进入这所学校时，杨绛已经读到了小学三年级，便进入了最高班就读。
这所学校不仅教室小，职员也只有两人：一个是校长，另一个是姓孙的老师。这个孙老师剃着像光葫芦瓢似的光头，拿着教鞭，动不动就打学生，学生都在背后喊他“孙光头”。但孙光头从来不打杨家的小孩，或许在他心里，杨家毕竟是“做官”的人家，是有些可畏的。
其他挨了孙老师打的同学，背地里都非常痛恨他。不知是谁，在女厕所的墙上画了一幅孙光头的画像，大家整日围着画像拜。杨绛不知其意，还以为同学们在讨好孙老师呢。后来她才晓得，她们是在“钝”他，在无锡方言里，就是让他倒霉的意思。
后来杨绛回忆：“在大王庙读什么书，我全忘了，只记得国文教科书上有一部是‘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孙光头’把‘子曰’解作‘儿子说’。念国文朗声唱诵，称作‘啦’（上声）。我觉得发出这种怪声挺难为情的。”由此大概可以想象，大王庙小学的教学质量的确不怎么样。但对杨绛来说，那段日子却是最快乐最有意思的。在那里，她可以无忧无虑地嬉闹玩耍，享受了轻松的童年。直到年过古稀，杨绛在文章中还提到，经常恍然间觉得自己还在大王庙。那时她有很多时间与女伴玩游戏，有种类似如今“狼人杀”的游戏是杨绛记忆最深刻的：
我和女伴玩“官、打、捉、贼”（北京称为“官、打、巡、美”），我拈阄拈得“贼”，拔脚就跑。女伴以为我疯了，拉住我问我干什么。我急得说：“我是贼呀！”“嗨，快别响啊！是贼，怎么嚷出来呢！”我这个笨“贼”急得直要挣脱身。我说：“我是贼呀！得逃啊！”她们只好耐心教我：“是贼，就悄悄儿坐着，别让人看出来。”又有人说：“你要给人捉出来，就得挨打了。”我告诉她们：“贼得趁早逃跑，要跑得快，不给捉住。”
她们说：“女老小姑则（即女孩子家）不兴得‘逃快快’。逃呀、追呀是‘男老小’的事。”我委屈地问：“女孩子该怎么？”一个说：“步步太阳。”（就是古文的“负暄”，“负”读如“步”）一个说：“到女生间去踢踢毽子。”大庙东院是“女生间”，里面有个马桶。女生在里面踢毽子。可是我只会跳绳、拍皮球，不会踢毽子，也不喜欢闷在又狭又小的女生间里玩。
不同环境养育出不同的孩子。杨绛受到的教育，从小便让她显得更自由。那时候大多数女孩子，多少会被灌输一些“女子不宜”之类的思想。因为杨绛父母从未要求她作为女性就应怎样或不应怎样，她对性别的角色意识并不太清楚，也不能理解女伴们的这种意识；同时她不理解的，还有女伴们的胆小：
女生间朝西。下午，院子里大槐树的影子隔窗映在东墙上，印成活动的淡黑影。女生说是鬼，都躲出去。我说是树影，她们不信。我要证明那是树影不是鬼，故意用脚去踢。她们吓得把我都看成了鬼，都远着我。我一人没趣，也无法争辩。
杨绛之所以能够从大王庙小学的同学中跳脱出来，成为历史河流里令人瞩目的一朵浪花，在这时便能区别得清楚。从小受到科学教养的孩子，与生活在相对封闭保守地区的孩子终究是不一样的。受到科学教养的孩子更加大胆，敢于探索，更加自由，有更多可能，更加博学，能看到更大的世界。孩子可以超越家长，但父母的影响却是伴随孩子终生的。普通家庭或许无法具备知识与资源的优势，却可以在教育理念上无限接近钟鸣鼎食之家。父母在痛恨孩子未能长成自己想象中的样子时，不如反观自己的言行，或许能找到解决之道。
杨家的几个孩子这样被“散养”的日子仅仅持续了半年。随着杨荫杭病情好转，他渐渐有余力操心几个孩子的教育问题了。大王庙的教学质量着实让他不满意，为了孩子们的未来，他还是决定送女儿去上海读书。刚刚经历生死的杨荫杭，此时怕是更希望与女儿在一起的吧。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仍然选择为了女儿的未来而牺牲现下美好相伴的时光。
杨荫杭认为上海的启明女校教学好、管束严，能为学生打好中文、外文基础，便先后送了杨绛的二姑妈、堂姐、大姐和二姐去读书，也想送杨绛去读。这时杨绛只有八岁半，离家去上海，令母亲唐须嫈分外担心。但杨绛执意不肯再回大王庙小学，唐须嫈左右为难，还是听从了杨绛的意愿。好在大姐已经毕业，留在启明女校任教，三姐也正在启明女中读书，她们姐妹可以相互照应。
唐须嫈找出一只小箱子，喊杨绛道：“阿季，你的箱子有了，来拿。”她又问女儿：“你打定主意了？”杨绛答：“打定了。”“你是愿意去？”“嗯，我愿意去。”
杨绛嘴里说着，眼泪却扑簌簌地落。以前的她从不悄悄流泪，只会哇哇地哭；如今到上海上学，要离开妈妈，只有暑假才能回家，她只好努力变得坚强。好在那个时候无锡还没有电灯，昏暗的屋子里只有点点星光，黑夜掩饰了她的脆弱。唐须嫈没能看见杨绛的眼泪，或者即便看见了，也没戳穿她。
临走前，唐须嫈给了杨绛一枚崭新的银圆。之前小杨绛从未有过自己的钱，再说这银圆还带着妈妈的心意呢。她很珍惜，把钱藏在贴身衬衣的左边口袋里。大姐送她一块细麻纱手绢儿，上面有一圈红花，很美。她舍不得用，叠成一个小方块，与银圆一并装在左口袋里，让它们相互做个伴。每次换衣服，她都格外仔细这两个宝贝。直到天气热了，要穿单衣的时候，她才把银圆交给大姐保管。这时银圆已经被捂得又暖又亮了。
二
启明女校是法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位于上海原法租界徐家汇圣母院内。刚从大王庙小学破败的校舍走出来，初到启明女校时，杨绛便被气派的校园震撼了。她心里不断地向大王庙小学里的女伴们卖弄：“我们的一间英文课堂（习外语的学生的自修室）比整个大王庙小学还大！我们教室前的长走廊好长啊，从东头到西头要经过十几间教室呢！长廊是花瓷砖铺成的。长廊下面是个大花园。教室后面有好大一片空地，有大树，有草地。环抱着这片空地，还有一条很宽的长走廊，直通到‘雨中操场’。空地上还有秋千架，还有跷跷板……我们白天在楼下上课，晚上在楼上睡觉，二层楼上还有三层……”于是没过多久，杨绛便彻底融入了新世界，把大王庙小学抛到九霄云外了。
新世界最先给杨绛的新奇，便是语言上的冲击。开学那天，满校园里都充斥着“望望姆姆”的叫声，这是回校的学生在与老师打招呼。在这所教会学校里，校长和很多老师都是修女，头戴黑帽，身穿黑袍，看上去很是庄严肃穆。学生们都叫这些修女“姆姆”。那时杨绛觉得，姆姆便是学校里最威武神气的人。姆姆们很喜欢精灵古怪的杨绛，与她相处得格外好。
然而，不同于大王庙小学的自由，启明女校有很多规矩。起床、早中晚餐以及下午茶，都被严格规定了时间，吃饭间也不能言语，连自带的零食都只能在饭堂里食用；上课和自修时学生也不许讲话。杨绛是自由惯了的，天性又好动，刚到这里时，因为上课讲话被罚过站。那次她站在教室后面一直哭，直到老师和同学们都走光了也不肯停住。她心里委屈得紧，为什么明明是两个人讲话，却只罚她一个人呢？直到姆姆来哄她，她才慢慢不哭了。
宿舍的设施是全校统一配置和陈设的，不能像在家里那样随心布置。床铺需要自己整理，既要自己挂床帐，又要自己铺床、叠被、盖毯子。虽然杨绛只有八岁，做这些事有些困难，但她天**整理，也忙得不亦乐乎。在同学们中，她的房间整理得最漂亮规整，常常被人夸赞。这段住校经历培养了杨绛的自理能力，让她变成了传说中“无所不能”的样子。
虽然童年的快乐暂时被遏制住了，但是杨绛学业上的长进却是飞速的。正如杨荫杭期待的那样，启明女校的语言教学十分扎实，老师们也十分优秀。教法文的校长是法国人，主要负责小学生大班的教学，性情温和。杨绛的大姐寿康算是她的助手，负责小班的教学。教英文的姆姆是苏格兰人，不仅和善可亲，还能教授钢琴。她也有一名助教，是个漂亮又多才多艺的混血女孩。连教体操的姆姆都是白俄贵族，不会中文，用英文喊口号。在这样的环境下，杨绛打下了坚实的英语和法语基础。
这所学校也重视其他学科的教学。教中文的姆姆是最得杨绛喜欢的，这位姆姆聘请了当时上海一位姓邹的名士作为助理。杨绛是邹先生班里最小的学生。最令杨绛印象深刻的，是教格致的姆姆。她见到杨绛时总会唤她“同康”。虽然逝去的二姐让杨绛伤心满怀，但因姆姆的思念，杨绛似乎觉得二姐并未离开，也因此对那位姆姆充满感激和敬意。
当然，除了功课，这所学校还教会了杨绛许多。在很多年后，杨绛回忆起启明女校时讲道：“我在启明还是小孩，虽未受洗入教，受到天主教姆姆的爱心感染，小小年纪便懂得‘爱自己，也要爱别人’，就像一首颂歌中唱的‘要爱人，莫负人家信任深；我要爱人，因为有人关心’。”
度过了最初的适应期，有一件事最让杨绛感到伤心难过，那就是学校的“月头礼拜”。每个月的第一个周末，学校都会给学生放假，让她们回家去看望父母。这一天，上海本地的学生们都欢天喜地、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回家。留校的学生没有几个，杨绛就是其中之一，对爸爸妈妈的思念伴着同伴都不在的孤寂，混成苦涩的滋味卡在喉咙。管饭堂的姆姆知道这帮小鬼不好过，就把饭堂里吃剩的半包“乌龟糖”送给她们解闷。糖也无法化解她们心里的苦，她们吃得舌头也厚，嘴巴也酸。直到同学们陆陆续续回校，她们才恢复正常。
原本以为每个“月头礼拜”都要这样煎熬着过，忽然有一天，大姐郑重其事地对杨绛和三姐说，要带她们去一个地方。说着，大姐拉过杨绛，仔仔细细整理了杨绛的衣服，把她的袖管和裤腿拉整齐，才带她们出门。杨绛入学后第一次走出长廊，跟着两个姐姐，乘电车到了一个地方，又走了一段路，到了一座大楼前。大姐告诉杨绛：“我们去见爸爸。”
杨荫杭这时大病初愈，刚刚到《申报》任职。许久不见的父女格外亲近。杨绛紧挨着爸爸，听他讲话。爸爸要带她们去吃大餐，杨绛生怕用不好刀叉，爸爸就安慰她说：“没关系，你就坐在爸爸对面，爸爸怎么吃，你就怎么吃。”小小的杨绛拉着杨荫杭的手，由他带到附近的青年会去。爸爸穿着宽大的哔叽长衫，杨绛的手被盖在爸爸的袖口里，暖和和的。到店后，她像个小猴子，学着爸爸的样子吃饭，但还是吃错了。她不懂汤要一口气喝完，总是吃吃停停。侍者想撤她的汤，她又端起来喝，侍者的手伸出去又缩回来。杨荫杭只好提醒她：“吃不下的汤，可以剩下。”
回去的路上，爸爸和姐姐都笑杨绛吃汤。她们又问她什么最好吃，她答不上来，因为当时只顾着用刀叉，食物的味道都不记得了，只觉得都很怪，唯有冰激凌最好吃。
那年秋天，杨荫杭就把家迁到了上海。他认为，世上只有两种职业是他愿意做的：一是律师，一是医生。他做不了医生，便只好重操法律旧业，当起律师。但当时上海鱼龙混杂，伸张正义何其困难。没过几年，杨荫杭又决定搬到苏州。
杨荫杭是反对置办家宅的。他认为经营家宅是一件耗时费力的事，会把自己变成家宅的奴隶；对子女来说，有家宅继承无疑是祸害，会把原本有所作为的青年人变得“吃家当”，成为废人。他曾明明白白讲：“我的子女没有遗产，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
但若想在苏州开律师事务所，靠租赁宅子是不行的。杨荫杭无法，听闻安徐堂正在出售，便买了下来。这是一座明朝的建筑，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几乎要倒塌，在当地，人们叫它一文堂。听闻明朝魏忠贤横行时期，有人奏称“五城造反”，其中就有苏州。有位徐大老爷把“五城”改成“五人”，救了苏州老百姓性命。苏州老百姓为感念这位徐大老爷，便一人捐献一文钱，修筑了这座一文堂。杨荫杭用人寿保险费将这座宅子买下后，修葺了部分房子，拆了些小破屋，扩大了后园，还添置了一些花木，宅院才显得有生气些。
然而这所房子还是老旧的，尤其是后园，只要掀起一块砖，就能看到砖下有许许多多鼻涕虫和蜘蛛。杨荫杭想到了主意，向孩子们悬赏：鼻涕虫一个铜板一个，小蜘蛛一个铜板三个，大蜘蛛三个铜板一个。在杨绛看来，这种教育方式其实是在鼓励孩子们通过劳动赚钱，并非“劳动光荣”。唐须嫈有些担心：“不好了，你把‘老小’都教育得唯利是图了。”
唐须嫈此时要操持一大家子的事务，还要照顾杨绛的两个姑姑。这两个小姑子，在家事上不但没能帮得上嫂子，反而总是给嫂子惹事端。但唐须嫈从不懊恼，总是那样平和淡然，忙忙碌碌。这种不慌不忙的持家态度，也在杨绛心里留下了烙印。
杨绛周末回来，发现生病休学在家的三姐和弟弟们都靠捉虫赚了不少钱，家里的虫子甚至真给姐弟几个捉到踪迹难觅，但她并不很在意赚钱的事。父亲从小便教她不要在物质上有过多要求。有次父亲的一个朋友开汽车接他们一家去做客，杨绛之前从未坐过汽车，很是新奇。到那家之后，她又被房间富丽堂皇的装饰所震撼。这里太阔气了，有穿着体面的仆人，有绿树成荫的花园，洋房漂亮得像画里的一样。回家后，姐妹几个叽叽喳喳地讨论着，非常羡慕。父亲却淡淡地说：“生活程度不能太高的。”杨绛成年后回忆父亲的教诲时讲道：“假如我对某一件东西非常艳羡，父亲也常常只说一句话‘世界上的好东西多着呢……’意思是得你自己去争取。这也许又是一项‘劳动教育’，可是我觉得更像鼓吹‘个人奋斗’。我私下反应是‘天下的好东西多着呢，你能样样都有吗’？”这种淡然的性子伴随了杨绛一生。
杨荫杭还教孩子们“有志气”。杨绛上中学的时候，听父亲讲到同乡有一位姓陆的朋友，他的两个在交通大学读书的儿子“倒是有志气的，逃出去做了共产党”。据杨绛回忆，兄弟俩便是陆定一兄弟。
小时的杨绛，便在启明女校与父母的双重教育下，渐渐树立起了人生观与价值观。那时她便明白，人生有许多东西是要靠自己的能力争取的，并不依靠别人施舍，但无须贪婪，不属于自己的总归是强求不来的，要学会克制。她与启明女校的缘分仅持续了三年。在谈及启明女校对自己的改变时，她答道：“中文、英文和各课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是锻炼和培养了独立的生活能力，不止于应付日常生活，还包括自我判断、学会克制、如何正确与别人和集体相处……克制好奇心，须有坚强的意志。意志是逐渐练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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